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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业正在发生意料不到的深刻变化，只有把土地流转和人的问题解决好，才可能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谁来种地不能只看一时一地
《决策》：从目前对农村的调查来看，谁来种地的问题很严重吗?
邓大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老年人种地的比较多，但是不意味着就会没有人来种地。从全世界来讲，这都不是一个问题。欧洲、美国种地逐渐老年化、妇女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他们从来没有担心过谁来种地的问题。如果是出现了种地的人减少，自然就有科技跟得上来，就会有公司下来，就会有大户经济，就会出现一个人种上百亩的情况。从我的调查来看，抛荒的情况是有的，但是主要是山区，大面积的抛荒是不存在的。真正应该担心的是退回到简单再生产、自然生产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才是问题，他们恋地，主要是将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从社会保障和人生规划来入手，让他们感到社会保障能够衣食无忧，来引导他们把土地流转出去。随着进城务工人数增加和城市化推进，户均土地扩大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目前的状况在某些人看来是危机，但我看来是契机。
邹进泰：现在讨论的重点问题不是谁来种地，而是怎样把地种好。应该说地总是会有人来种的，现在这个问题严重主要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经验式的种植模式难以继续下去了，需要找到新的种地的人来完成替代，在这个转换的过中，在这个磨合期里，出现一个断层。当未来十年里，这些有一定经验，对土地有感情的人不能再种地后，谁来衔接种地，问题在这里。所以说，谁来种地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将来的大户实际上是介于大型的社会资本投入和传统的小农经济之间的一种，他们有技术、市场经验、经营头脑，这种人集中了相对比较多的土地在手中经营，是有别于单纯依靠经验的种植。
《决策》：要探讨“谁来种地”，必须首先搞清楚农村的劳动力结构。我们在宿州市的农村采访发现，现在很多田间管理员都是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出现过抬机器找不到人干的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
张亚洲：现在是年轻人开机械，耕、收、种都是年轻人的，剩下的跟着老头老大妈打药除草。这种模式就是年轻人懂科学开机械，种好之后老年人在家里管理，年轻人出去挣钱，到了收割期，来一个年轻的机械手。如果是分散经营的话，5亩地在家里，10亩地也在家里，浪费人力，400亩地只要一个机械手就行了。机械化、科学化由年轻人来完成，只要有经济收益，他们会回来的，使用大型机械两季粮食收耕种也就是30多个工作日，挣上2万块钱，这是相当可观的。钱是拉动他们的动力，经济拉动他们。
张李桃：我们是到当地的生产队去雇人，生产队长给我们找来人，说好几天时间把这块地结束，每个人每天多少钱，就是打零工。这些人一般都是50岁以上，年轻人真的没有，在家里都呆不住。我们现在有11个人：1个总农艺师总负责，然后有农科院、农技部门的2个顾问，此外还有8个人，叫种植管理，每个人是管理700-800亩地。这8个人基本上都是老农，里面有2个机械手，剩下6个以前都是种田大户，或者是在种田大户那边做管理的。
现在10000多亩地我聘请的8位老农，他们都是经验一套一套的，但是他都是不标准化的东西。现在就是缺人才，缺管理人才，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具体到田间地头的种植管理，是农技人才；一块是作为一个农业公司，缺运营人才。
《决策》：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来看，再过若干年，这些年龄大的人都干不动了，什么人来种田?
张李桃：如果分类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大集团、大财团是不会来种田的，他们都是搞有特色的、有机农庄等，都是高附加值的，不会种普通的粮食。小农模式，原先那种非标化生产，从成本角度看也会慢慢走向消亡。这个时候，大户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必须要出现这么一批人，而且的确是有利润，有利可图。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如果还是现在这样一块地三五亩，是直接影响到耕作效率的，这就需要扩大整块的土地面积。现在好在国家有个农田综合整治项目，一大块地整成平地，机械化程度很高了，真的可以把人释放出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可以出去打工。
农民、土地、资本的三方共赢
《决策》：围绕种粮大户、专业化合作社与农业公司，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适度规模经营，在土地流转中怎样去看这个“适度”的问题?
邓大才：这里没有必要纠结数字的概念，主要是把握一种趋势。适度规模化，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培养农村中的经营大户，使得他们走向专业化的路子。专业化农户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比如机耕、收割，打农药等，当一个人搞不过来100亩地时，就必须有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是资本下乡，重在保障权益。我们做5000户调查发现，60％-70％的农民不仅不反对资本下乡，还欢迎资本下乡，20％的农民无所谓，10％的农民反对。在持欢迎态度的这部分农民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公平合理的土地价格的前提条件下欢迎。所以我们提出的观点是资本下乡重在保障农民的权益。如果既能够资本下乡，又能够保障农民的权益，农民又欢迎，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一定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所以我的观点与有些人不同，我反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如果他们从资本方获得的收益比单纯种地高，为什么不把土地流转出去呢?这样的话劳动力还置换出来了，可以到外面去打打工。所以，我觉得土地流转与否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从农民的意愿出发，不要替农民来想。只要给农民机会，他们就能把黄土地变成黄金，关键是有没有这种制度，有没有机制给他们。
《决策》：关于资本下乡的问题，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邓大才：现在的三农现状和农村问题，是温饱有余、用钱不足，存在一个货币压力，缺少的是钱，而不是温饱压力、生存压力，所以，要引导农民怎么来挣钱。一种方式是在既有的小农上面来挣钱，二是调整结构，通过外出就业来增加收入。通过种传统的粮食来挣钱，肯定是不行的，就只能是调整结构，种其他的经济作物。但是这种调整是有风险的，而且调整结构还需要积累，需要信息，需要有营销的网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要发展的问题，现代农业就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但是单个的农户没有办法面对大市场，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了组织化、合作化之后，就需要完善的社会服务，这又是政府需要做的。所以这就有三块内容了，第一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第三是政府提供服务，来为农民减轻压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第二是要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保障财产权，农民与政
谁来种地不能只看一时一地
《决策》：从目前对农村的调查来看，谁来种地的问题很严重吗?
邓大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老年人种地的比较多，但是不意味着就会没有人来种地。从全世界来讲，这都不是一个问题。欧洲、美国种地逐渐老年化、妇女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他们从来没有担心过谁来种地的问题。如果是出现了种地的人减少，自然就有科技跟得上来，就会有公司下来，就会有大户经济，就会出现一个人种上百亩的情况。从我的调查来看，抛荒的情况是有的，但是主要是山区，大面积的抛荒是不存在的。真正应该担心的是退回到简单再生产、自然生产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才是问题，他们恋地，主要是将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从社会保障和人生规划来入手，让他们感到社会保障能够衣食无忧，来引导他们把土地流转出去。随着进城务工人数增加和城市化推进，户均土地扩大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目前的状况在某些人看来是危机，但我看来是契机。
邹进泰：现在讨论的重点问题不是谁来种地，而是怎样把地种好。应该说地总是会有人来种的，现在这个问题严重主要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经验式的种植模式难以继续下去了，需要找到新的种地的人来完成替代，在这个转换的过中，在这个磨合期里，出现一个断层。当未来十年里，这些有一定经验，对土地有感情的人不能再种地后，谁来衔接种地，问题在这里。所以说，谁来种地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将来的大户实际上是介于大型的社会资本投入和传统的小农经济之间的一种，他们有技术、市场经验、经营头脑，这种人集中了相对比较多的土地在手中经营，是有别于单纯依靠经验的种植。
《决策》：要探讨“谁来种地”，必须首先搞清楚农村的劳动力结构。我们在宿州市的农村采访发现，现在很多田间管理员都是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出现过抬机器找不到人干的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
张亚洲：现在是年轻人开机械，耕、收、种都是年轻人的，剩下的跟着老头老大妈打药除草。这种模式就是年轻人懂科学开机械，种好之后老年人在家里管理，年轻人出去挣钱，到了收割期，来一个年轻的机械手。如果是分散经营的话，5亩地在家里，10亩地也在家里，浪费人力，400亩地只要一个机械手就行了。机械化、科学化由年轻人来完成，只要有经济收益，他们会回来的，使用大型机械两季粮食收耕种也就是30多个工作日，挣上2万块钱，这是相当可观的。钱是拉动他们的动力，经济拉动他们。
张李桃：我们是到当地的生产队去雇人，生产队长给我们找来人，说好几天时间把这块地结束，每个人每天多少钱，就是打零工。这些人一般都是50岁以上，年轻人真的没有，在家里都呆不住。我们现在有11个人：1个总农艺师总负责，然后有农科院、农技部门的2个顾问，此外还有8个人，叫种植管理，每个人是管理700-800亩地。这8个人基本上都是老农，里面有2个机械手，剩下6个以前都是种田大户，或者是在种田大户那边做管理的。
现在10000多亩地我聘请的8位老农，他们都是经验一套一套的，但是他都是不标准化的东西。现在就是缺人才，缺管理人才，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具体到田间地头的种植管理，是农技人才；一块是作为一个农业公司，缺运营人才。
《决策》：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来看，再过若干年，这些年龄大的人都干不动了，什么人来种田?
张李桃：如果分类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大集团、大财团是不会来种田的，他们都是搞有特色的、有机农庄等，都是高附加值的，不会种普通的粮食。小农模式，原先那种非标化生产，从成本角度看也会慢慢走向消亡。这个时候，大户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必须要出现这么一批人，而且的确是有利润，有利可图。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如果还是现在这样一块地三五亩，是直接影响到耕作效率的，这就需要扩大整块的土地面积。现在好在国家有个农田综合整治项目，一大块地整成平地，机械化程度很高了，真的可以把人释放出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可以出去打工。
农民、土地、资本的三方共赢
《决策》：围绕种粮大户、专业化合作社与农业公司，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适度规模经营，在土地流转中怎样去看这个“适度”的问题?
邓大才：这里没有必要纠结数字的概念，主要是把握一种趋势。适度规模化，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培养农村中的经营大户，使得他们走向专业化的路子。专业化农户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比如机耕、收割，打农药等，当一个人搞不过来100亩地时，就必须有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是资本下乡，重在保障权益。我们做5000户调查发现，60％-70％的农民不仅不反对资本下乡，还欢迎资本下乡，20％的农民无所谓，10％的农民反对。在持欢迎态度的这部分农民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公平合理的土地价格的前提条件下欢迎。所以我们提出的观点是资本下乡重在保障农民的权益。如果既能够资本下乡，又能够保障农民的权益，农民又欢迎，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一定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所以我的观点与有些人不同，我反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如果他们从资本方获得的收益比单纯种地高，为什么不把土地流转出去呢?这样的话劳动力还置换出来了，可以到外面去打打工。所以，我觉得土地流转与否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从农民的意愿出发，不要替农民来想。只要给农民机会，他们就能把黄土地变成黄金，关键是有没有这种制度，有没有机制给他们。
《决策》：关于资本下乡的问题，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邓大才：现在的三农现状和农村问题，是温饱有余、用钱不足，存在一个货币压力，缺少的是钱，而不是温饱压力、生存压力，所以，要引导农民怎么来挣钱。一种方式是在既有的小农上面来挣钱，二是调整结构，通过外出就业来增加收入。通过种传统的粮食来挣钱，肯定是不行的，就只能是调整结构，种其他的经济作物。但是这种调整是有风险的，而且调整结构还需要积累，需要信息，需要有营销的网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要发展的问题，现代农业就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但是单个的农户没有办法面对大市场，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了组织化、合作化之后，就需要完善的社会服务，这又是政府需要做的。所以这就有三块内容了，第一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第三是政府提供服务，来为农民减轻压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第二是要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保障财产权，农民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