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伟大而神奇，丰富而奇妙，朴素而美丽。当我们真正追究生命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冰心的文章《谈生命》。“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生命又像一棵小树……”读着优美的文章，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股生命的春潮在澎湃，那春水穿越的悬崖峭壁，那平沙里掩映的斜阳芳草，还有夹岸红艳的桃花，一切生命的迹象都在我们的眼前缭绕。读着这洋溢着生命茁壮的美文，使我们顿然看到那生命在泥土中破壳，在冰雪中欠伸，在风雨中吟唱，在烈日中挺立……在作者的笔下，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生命也不是那样的深奥和难以理解，作者给予生命以诗情画意般的美感，给予生命涌动的动感。这一切都来自作者对生活的积极理解和诠释。当我们读着这样令人陶醉的美文，也就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新和更深的理解，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一部感染生命和生活的作品，它的影响力是划时代和超越这个时代的。我们时代的步伐已经跨进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新的一代对于生活的这个时代是熟悉的，也是熟知的，但是当我们谈论到有关幸福的理解的时候，难免和上个世纪的前辈的理解截然不同。当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学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尤其是当我们真正深入触及到作者对志愿军战士的描述和情不自禁的赞叹时，在我们的心中也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尤其是当我们读到文章最后的段落，那种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驶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这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已和文中故事所发生的年代相隔很远了，但当我们背诵这篇文章时，我们再一次打动了，感染了，那个时代虽然远去了，但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是永恒的。
　　中学教材中所选的大多是文质兼美的文章，那里面原本是有人的——因为它们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记录。阅读教学本应展开与文本和作者的对话，但我们的语文教学却总走极端：要么偏重语言形式，追求语言的客观规律；要么偏重内容，搞空洞的人文，甚至搞政治挂帅。这两种极端从根本上讲都脱离了人。语言和语文诚然都有自己的规律，但决不是纯客观的规律。人不是按语法去表达，也不是按文章的写法去写作，而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按照自己的心灵去表达。这种情况在经典作品中表现尤其突出，如《离骚》和《史记》的语词不同，李白和杜甫的句法不同（文学史上有李白句法和杜甫句法之说），《三国》和《水浒》的旨趣迥异，这些不同的语词、句法和旨趣形成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对规律的顽强追求，使作家的言语个性、风格，特别是灵性被排斥在语文的视野之外。至于泛人文性的无限拓展、随意生发，由于忽视了文本，忽视了学生对文字的感悟，最终也忽视了学生的言语经验和言语积累。这两种极端都是目中无人的，它们既看不到文本中的人，也看不到课堂上的人。它们不懂得文本承载着作家的言语生命，是作家言语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表征，也不懂得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建构他们的言语世界和精神世界。
　　例如，我们阅读李白的《将进酒》这首诗时，会看见谪仙李白怀一腔悲愤，翩然而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读这样的诗篇，真如酒入豪肠，令人胸胆开张。读这样的诗篇，如果熏不出一点性情、一点豪气，而单纯学习太白的文字，如何能够学得！因为太白的文字和他的性情、豪气是长在一起的。
　　我们在激活文本中作家言语生命的同时，还要激活自己的个性。李白只有一个，教师却有无数。历史上的李白已成古人，但他睡在他的文字里。教师应该用自己的热力包括经验、学养和激情，去唤醒沉睡的大师。而大师一旦被唤醒，他就不再是历史的大师，而是已经“着我之色”的大师。只有“着我之色”的大师，才是活生生的大师，富有神采的大师，他才可能从文字中走出來，走进教师的话语，走进学生的心田。
　　写作不是方法的演绎，写作乃是人的生命的自我表达。婴幼儿只需几年时间，就能基本掌握母语口语，就能用口语表达自我和进行交际。写作就是让人学会用文字言说自我，所以，写作教学也必须唤醒人，唤醒人的经历和经验，唤醒人的理智和情感，总之唤醒心灵。学习范文，也应该着眼于学习别人如何表达自我，而不应单纯学习别人的方法，更不可让学生背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所谓范文（主要指作文选之类），宝贵的时间只宜用于背诵经典（并领悟经典）。
　　总之，美文的赏析必须着眼于人，必须着眼于人的言语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唤醒沉睡中的人，唤醒作者，唤醒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