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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铭辉白描——
为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29年；本着“培养创造性人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给力”的朴素想法，在偏僻县城的课堂上“怂恿”学生给文章挑刺、向权威挑战，搞语文创造性教育实验，被斥为“对抗高考”后仍坚守信念；“带着镣铐”——兼顾培养创造性和应试人才，舞出了“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实验新天地——多次获省教育创新（或教育科研）成果奖、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至今，身贴“省级名师”“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标签的他仍追求执著，“跟奥斯特洛夫斯基比，我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在‘解放人类’呢：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解放课堂和我的学生，给他们学习的权利、思维的自由，使所作所为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自动接轨。”他说。
记者：在建党90周年的今天，信仰危机似乎有加深的迹象，但听说你仍抱有共产主义理想？
郭：我是本世纪初才入党的，当时社会上就盛行着信仰危机，一般的群众甚至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都产生怀疑，然而，我却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因为我看到了，家庭正在走向消亡。
首先是，家庭的规模正在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规模是越大越好，多子多孙的观念正在逐步消失，现在大家追求的是三口家庭，有的还过“丁克族”的俩人生活，甚至有人享受单身主义。第二是人类的生育能力越来越差。有资料显示，男人的精子量已经不到30年前的50％。有科学家发出这样的疑问：50年后人类还有生育能力吗？人类没有生育能力了，我们靠什么来延续自己种族的发展呢？那就是靠克隆。克隆，单性繁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庭的消亡啊。
记者：家庭消亡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什么意义呢？
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崩毁是因为产生家庭，继而产生了阶级，随之产生了国家。我们共产主义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它的第一个结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家庭。也就是说，家庭解体后，阶级随之消灭，继而国家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国家，没有阶级，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存在的一个政治表现吗？
其次是物质的无限丰富，我也是坚定共产主义的这种经济形式是可以达到的。举个例子：我的家乡是一个只有25户左右人家的小山村，30年前，养猪的产量大概是40头左右，平均一家一点几头。而今天，我家邻居一年就出产大概200头。200头啊，这是什么数字？就是他一家人的养猪量相当于过去全村人的5倍。全村人呢？那就是100多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再一个30年、50年乃至500年，我们的物质是怎样的丰富。
记者：你这个做教师的，应想点实在的东西，当下谈“为共产主义”会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
郭：感觉虚无，是因为有认识误区。你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没有石器的出现，就没有奴隶社会的出现；没有铁器的出现，也就没有封建社会出现；没有蒸汽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出现；没有电气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出现。今天可以这样说，没有生物技术的出现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出现。我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的发展靠科学技术，那么科学技术靠谁呢？就是靠创造性的人才；创造性的人才靠谁培养？就是靠我们学校；学校靠谁？就是靠教师。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就找到了方向：要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而工作，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具体表现。
记者：我国进入“十二五”，发展的瓶颈仍然是高端人才尤其是创造性人才稀缺，但高层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层面似乎没甚觉醒或实质性作为，你多年前的忧思依然如故。
郭：是的。有几个“对比”总在鞭挞着我——
一是近百年来，在影响人类生活、人类发展的重大发明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小到纽扣、拉链，大到电视、电脑、电话、飞机，哪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炫耀世界的四大发明，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中国古代出了很多状元，但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有所建树与创见者少得可怜，远逊于庞大的状元队伍。想想真是汗颜呀。第二个是，1895年诺贝尔奖开始以来，已经出现了几百位诺奖获得者，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不错，在历届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我们曾经有过囊括全金的自豪，可除此还有什么呢？有人调查，高考33年来，各省市一级的高考状元不下千余人，随机抽样调查三分之一强，即近400人，据说竟然无一人在社会各行业中做出了杰出成就。这样一个鲜明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在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四分之一的是华人，然而，华人在美国不足人口总数的0.5％。我不禁扪心自问，那些发明者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20年前我就曾经反思:自己近20年的教龄都在忙些什么？难道不该负一点点责任吗？我真的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记者：在语文教育承前启后方面, 你觉得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
郭：就语文学科来说，科举消亡以后到现在，大概出现了五代语文老师。第一代是：梁启超、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他们的贡献是把语文从“经义教育”转到“生活教育”。第二代语文老师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张志公、朱自清等一批前辈，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创立了我国语文教学的理论，即“工具论”。解放以后，出现了第三代语文老师，他们是于漪、钱梦龙、章熊等领军人物，这一代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方面系统全面地探索和构建，取得了丰硕成果。第四代语文老师是韩军、程红兵、李镇西等，他们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积弊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算和实践的清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三、四代老师都主张放权，前者着眼知识学习方面，后者进了一步，强调从人文的角度去认识。总的说，只有放权给学生，才谈得上培养创造性人才。新世纪以来出现了第五代的语文老师，目前他们在理论界还没有定义，但是我们在第一线的语文课堂上，在前沿的教育理论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第五代的鲜明特点是：放权是他们教学的前提，如果没有放权，他们的教学没办法进行下去。这就是第五代的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是站在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的位置上。其实，我们每一个语文老师都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停留在第几代的水平上，有没有必要进行改革，改革方向在哪里？这就需要眼光了。
记者：这些年，你为培养创造性人才做得最成功的是“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实验，你怎样概括其特点？
郭：该实验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把创造性思维的原理与语文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走思维训练之路，把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特别是创造性阅读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二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散合式语文教学法”中，发散思维课是现代教育观的反映，它表现的是学生的精彩；辐合思维课是传统教学的继承，它表现的是老师的精彩。三是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指导结合起来，发散思维课重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辐合思维课则可根据需要，对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加强应试指导。
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多年来的执着追求和成果。
郭：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创造性教育为主线，我在教育和语文教改领域大胆探索，20多年来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先后进行了“语文创造性教育”“干部班实验”“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古诗共鸣教学”等多项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参与了“新课程语文教学案例研究”“语文个性阅读与个性化写作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9次获得省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其中“散合式语文教学法”集中体现了我的创造性教育思想。
为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29年；本着“培养创造性人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给力”的朴素想法，在偏僻县城的课堂上“怂恿”学生给文章挑刺、向权威挑战，搞语文创造性教育实验，被斥为“对抗高考”后仍坚守信念；“带着镣铐”——兼顾培养创造性和应试人才，舞出了“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实验新天地——多次获省教育创新（或教育科研）成果奖、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至今，身贴“省级名师”“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标签的他仍追求执著，“跟奥斯特洛夫斯基比，我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在‘解放人类’呢：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解放课堂和我的学生，给他们学习的权利、思维的自由，使所作所为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自动接轨。”他说。
记者：在建党90周年的今天，信仰危机似乎有加深的迹象，但听说你仍抱有共产主义理想？
郭：我是本世纪初才入党的，当时社会上就盛行着信仰危机，一般的群众甚至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都产生怀疑，然而，我却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因为我看到了，家庭正在走向消亡。
首先是，家庭的规模正在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规模是越大越好，多子多孙的观念正在逐步消失，现在大家追求的是三口家庭，有的还过“丁克族”的俩人生活，甚至有人享受单身主义。第二是人类的生育能力越来越差。有资料显示，男人的精子量已经不到30年前的50％。有科学家发出这样的疑问：50年后人类还有生育能力吗？人类没有生育能力了，我们靠什么来延续自己种族的发展呢？那就是靠克隆。克隆，单性繁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庭的消亡啊。
记者：家庭消亡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什么意义呢？
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崩毁是因为产生家庭，继而产生了阶级，随之产生了国家。我们共产主义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它的第一个结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家庭。也就是说，家庭解体后，阶级随之消灭，继而国家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国家，没有阶级，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存在的一个政治表现吗？
其次是物质的无限丰富，我也是坚定共产主义的这种经济形式是可以达到的。举个例子：我的家乡是一个只有25户左右人家的小山村，30年前，养猪的产量大概是40头左右，平均一家一点几头。而今天，我家邻居一年就出产大概200头。200头啊，这是什么数字？就是他一家人的养猪量相当于过去全村人的5倍。全村人呢？那就是100多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再一个30年、50年乃至500年，我们的物质是怎样的丰富。
记者：你这个做教师的，应想点实在的东西，当下谈“为共产主义”会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
郭：感觉虚无，是因为有认识误区。你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没有石器的出现，就没有奴隶社会的出现；没有铁器的出现，也就没有封建社会出现；没有蒸汽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出现；没有电气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出现。今天可以这样说，没有生物技术的出现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出现。我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的发展靠科学技术，那么科学技术靠谁呢？就是靠创造性的人才；创造性的人才靠谁培养？就是靠我们学校；学校靠谁？就是靠教师。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就找到了方向：要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而工作，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具体表现。
记者：我国进入“十二五”，发展的瓶颈仍然是高端人才尤其是创造性人才稀缺，但高层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层面似乎没甚觉醒或实质性作为，你多年前的忧思依然如故。
郭：是的。有几个“对比”总在鞭挞着我——
一是近百年来，在影响人类生活、人类发展的重大发明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小到纽扣、拉链，大到电视、电脑、电话、飞机，哪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炫耀世界的四大发明，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中国古代出了很多状元，但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有所建树与创见者少得可怜，远逊于庞大的状元队伍。想想真是汗颜呀。第二个是，1895年诺贝尔奖开始以来，已经出现了几百位诺奖获得者，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不错，在历届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我们曾经有过囊括全金的自豪，可除此还有什么呢？有人调查，高考33年来，各省市一级的高考状元不下千余人，随机抽样调查三分之一强，即近400人，据说竟然无一人在社会各行业中做出了杰出成就。这样一个鲜明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在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四分之一的是华人，然而，华人在美国不足人口总数的0.5％。我不禁扪心自问，那些发明者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20年前我就曾经反思:自己近20年的教龄都在忙些什么？难道不该负一点点责任吗？我真的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记者：在语文教育承前启后方面, 你觉得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
郭：就语文学科来说，科举消亡以后到现在，大概出现了五代语文老师。第一代是：梁启超、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他们的贡献是把语文从“经义教育”转到“生活教育”。第二代语文老师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张志公、朱自清等一批前辈，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创立了我国语文教学的理论，即“工具论”。解放以后，出现了第三代语文老师，他们是于漪、钱梦龙、章熊等领军人物，这一代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方面系统全面地探索和构建，取得了丰硕成果。第四代语文老师是韩军、程红兵、李镇西等，他们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积弊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算和实践的清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三、四代老师都主张放权，前者着眼知识学习方面，后者进了一步，强调从人文的角度去认识。总的说，只有放权给学生，才谈得上培养创造性人才。新世纪以来出现了第五代的语文老师，目前他们在理论界还没有定义，但是我们在第一线的语文课堂上，在前沿的教育理论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第五代的鲜明特点是：放权是他们教学的前提，如果没有放权，他们的教学没办法进行下去。这就是第五代的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是站在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的位置上。其实，我们每一个语文老师都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停留在第几代的水平上，有没有必要进行改革，改革方向在哪里？这就需要眼光了。
记者：这些年，你为培养创造性人才做得最成功的是“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实验，你怎样概括其特点？
郭：该实验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把创造性思维的原理与语文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走思维训练之路，把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特别是创造性阅读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二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散合式语文教学法”中，发散思维课是现代教育观的反映，它表现的是学生的精彩；辐合思维课是传统教学的继承，它表现的是老师的精彩。三是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指导结合起来，发散思维课重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辐合思维课则可根据需要，对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加强应试指导。
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多年来的执着追求和成果。
郭：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创造性教育为主线，我在教育和语文教改领域大胆探索，20多年来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先后进行了“语文创造性教育”“干部班实验”“散合式语文教学法”“古诗共鸣教学”等多项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参与了“新课程语文教学案例研究”“语文个性阅读与个性化写作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9次获得省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其中“散合式语文教学法”集中体现了我的创造性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