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彻底弄死他的自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理想也是如此。
　　但在今天，说到“理想”，已然是一种社会隐痛了。这正暗示了某种秘密：“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大概就是无数年轻人—无论他是大学生、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公务员—以及这个社会的命运，反之亦然。
　　被压抑到内心深处的“理想”，它所指向的现实，还有未来，似乎隐含着某种玄机。

撤退的理想

　　现在是2013年9月，也就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平淡无奇，天气正在转凉，中国人所置身的政治社会环境，正起某种微妙但明显的变化。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很多东西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么的让人郁闷、焦虑、迷茫。
　　但当我们企图用“理想”这把钥匙，打开年轻人群体的内心，以及社会结构的密室时，这是一个必须强调的时间节点。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到“理想”时，我们暗中已经站在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地平线上。但从那儿出发，来打量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有理想，只是一种时空倒错。
　　在社会的深层变迁中，过去的“理想”的内容，以及精神特征，已是一套年轻人在心理上无法体验到的语言了。“理想”一词在过去的所指早已过时，但它的“能指”仍然在活跃，就像这些年轻人群体，其内心的渴望无论多么受挫，也从未熄灭一样。
　　很清楚，理想在今天的青年身上并没有死，是它的内容变了，对应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深刻裂变。
　　《南风窗》记者在一个以白领、大学生为主体的小范围群体内作了一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吃惊：理想，仍然是一个大多数人无法遗忘的词语，轻易地就刺激出他们的怕和痛，他们内心对未来的坚守。理想，仍然是他们在残酷的世界中往前走的拐杖。

这就是今天的“理想”的某种实质：它已经世俗化，已经被祛魅，不再望向天空，而是关心脚下。

　　丢失这根拐杖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只是，它太痛，而且似乎还对应着可能会带来伤害的天真。因此，就整个社会的语言模式而言，当一个人在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力图自我超越时，采用了诸如“梦想”、“愿望”、“价值”、“目标”等词语，来进行替代性的表达，从而来给自己在心理上疗伤。
　　这就是今天的“理想”的某种实质：它已经世俗化，已经被祛魅，不再望向天空，而是关心脚下。它的内容，就是在高房价的盘剥中，能够买上房子，不再当租奴；能够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能考上公务员那是最好的了），工资增长能追上CPI；能够结婚，找到一个可以爱自己的人；能够实现某种人生规划，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够没病没灾，生活稳定……
　　换言之，这种理想，不再是对生活的超越，而就是对生活的保障、对生活的改善本身，以及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心理竞争中，获得安全感、价值感的目标图景、精神激励。
　　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人关心政治，关心经济、社会的走向，看起来好像是有了点超越个人自我关心的理想，他仍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在关心他，他才去关心前者。他这么想，这么做，不过是希望能够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利上、环境上的保障。
　　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动性的防御。

心理保护机制

　　可以看出，今天的世俗化理想，其实是多么可怜，它只是为了得到安全感—人们因为害怕得不到，还不敢用“理想”一词来说。
　　而也是因为安全感的缺乏，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不得不在精神上、心理上撤退。
　　尽管如此，理想仍然遭受到各种挫败。也许可以说，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就是受挫。
　　具体就是：广大屌丝群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被固化的不公平利益格局，以及物质主义下的心理竞争所塑造的自我期望挫败；而“官二代”、“富二代”群体，被其阶层所掌控的利益秩序，以及这个阶层的心理环境在精神上挫败。
　　对于这两类年轻人群体来说，想象出一种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是艰难的，因为想改变一下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的利益格局，都困难重重。一种带有暴力指向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支持大多数人内心的理想。“官二代”、“富二代”，不得不在心理上，牢牢地附着、寄生于这个阶层结构，而屌丝群体则无法挣脱。
　　这都不符合一个人的本性。但那又怎样？
　　很清楚，理想，正如进入了某个具有压抑性环境的一个人的自我一样，只能被纳入一种心理的保护机制：它不得不这样出现，这样来表达。因为，再坚持不切实际的理想，再超越世俗生活去玩那些宏大叙事，不仅得不到什么精神关怀，什么人生意义，而且只能抽空生活的基础，给自己带来伤害。
　　个人在环境面前往往是被动的。这一心理保护的背景，是社会变迁的机制。
　　可以发现，当一个时代，某种社会背景，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具有“半信仰、半功利”色彩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体系来召唤，来整合，唤起人们对未来的确定预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这样，80年代也是这样。但是，当这一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体系不复存在，而且人们对未来没有了确定性预期，理想是一定会跌落，一定会世俗化的。
　　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盛行，除了压抑后的政治清明，还有“现代化”这么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它似乎言之凿凿地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出现。其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伟大抱负，给了人们明确的心理预期。不需要心理防御，活在这种魅化的理想中，人是幸福的，人能够超越世俗生活，是因为既可以赋予现在的生活以意义，又可以相信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它很快烟消云散。20世纪90年代，马上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了祛魅。被确定的未来，其确定性开始暗淡，而“现代化”被还原成世俗的物质主义，以及阶层的博弈进程。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不再适合80年代的那种理想的存在，它已显得是多么的天真可笑。
　　此后的社会演化进程，不过是加剧了90年代露出历史地表的那些东西：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功利、浮躁；阶层分化越加明显，终于固化……在今天，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某种曾经想象的未来，在改革的异化、艰难中，慢慢失去预期—这种挫败感的心理冲击非常惊人。
　　这样，“现代化”这一套彻底祛魅。人们被还原成为世俗生活而挣扎的社会原子，深陷于影响到生活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中，无力挣脱。这种社会变迁的机制，还怎么可能让人具有那种超越性的宏大理想呢？

　　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没有了经典意义上的理想的年轻人是无辜的。他们还能怎样？

理想的出口何在？

　　无论是什么理想，超越性的，或世俗性的理想，都需要一个出口，它们是一种可以被整合成集体表达的心理能量。
　　一种秩序再坚固，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受挫的世俗化理想，比如人们买不起房，如果是零散的，其冲击对象也许只是自己，自己的身边人，或社会上的一些人，但如果它们形成可以相互传染的社会情绪，冲击的，那就是秩序了，虽然，它在时间上是不确定的，只是一个趋势。
　　不可能再逃避的一个命题是：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可以给年轻人受挫的世俗化理想，以及更年长一些的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以一个什么样的出口呢？当年的“现代化”所指向、允诺的很多东西，在今天，或者未来，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吗？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结构里，自我实现又在哪里？
　　强调这一点是有必要的：理想的世俗化，作为一种撤退，如果其命运只是受挫，那么，在人们心中燃烧起希望和自信是艰难的。被破坏的心理结构，会刺激出人在精神上、行为上的破坏性，并渗透在整个社会中，使一切显得更加没有预期，更加暗淡。
　　但当然，应该为世俗化理想的受挫，应该为它的出口承担责任的，从来不只是具体的权力主体，或抽象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很多年轻人，和所有人一样，大概也是一个连世俗化理想都可以挫败的社会的合谋者。
　　从权利的角度而言，选择退回世俗生活、自我世界；选择自甘沉沦、精神空虚；或者选择只是在顺着阶层之梯往特权阶层上攀爬，都无不可。但精神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在精神上对自我责任的放弃。而如果这些选择变成一种集体选择，那，普遍受挫就是必然的。
　　可以肯定，无论是“富二代”热衷于玩那些可以让他们形成群体的自我认同的私人偏好，还是“90后”农民工对政治社会的诸多命题漠不关心，或大学生一心只想着考公务员，都会加剧，而不是改变这个让他们压抑的现实。
　　这个逻辑从来没有变过：你不关心超出你自身利益的东西，你的自身利益也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守不住。这些超出自身利益的东西，就是政治、社会的关怀—它们的超越性，在今天，并不是超越个人利益，而是要超越自我主义的狭隘眼光。
　　毕竟，牢固确定的权利才是利益、安全感的保障；一个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不那么残酷的社会，才可能让理想，让人们内心的渴望自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