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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选举虽然是等额选举，但是每个代表都可以提出自己心中的人选，而不一定非选候选人不可。在正式选举中，就有八九个非正式候选人出现。
在去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两新组织”黨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随后在各省市区的十七大代表中，“两新组织”占有了一定比例。去年底《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颁发之后，“两新”组织逐渐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相对于新经济组织的强大和集中，新社会组织显得较为松散，作为一个新阶层还有些面目模糊。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这个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了新社会组织的代表。律师等新社会组织成员中已经有不少人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和当选代表委员比起来，进入党的代表大会格外显得意义非凡。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进入重大决策层，新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阶层的面目正日益清晰，并开始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十七大期间，记者采访了两名新社会组织代表中的一位——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
被接纳的感觉
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代表，翟玉华自然是媒体追逐的对象。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把他约出了驻地。一见面，翟玉华便笑称会上这些天都被记者包围了。作为新社会组织的代表，翟玉华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他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翟玉华原来是中学老师，后来考取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91年毕业后进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羡慕的单位。但“机关毕竟是机关，要求步调一致，特别是我当过老师，思想相对要活跃一些，这里面会有一些约束，你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很好发挥，实际也不允许这样，所以我就辞职出来了。”翟玉华现在说起当初的辞职轻描淡写，实际上，当他1993年2月离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办湖南工贸律师事务所时，他成了湖南省法院系统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
一个体制内的人突然失去了组织，跳入了时代的大潮中，他坦承，当时自己和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人一样，有着不安全感。幸运的是，他的事业是成功的。1997年，他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所。但在心理上，他依然感觉自己是“边缘人”，那种不安全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他到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当新社会组织被纳入社会统一战线，各省市开始注意在代表、委员和党代表等各项选举中让新社会组织成员占有一定比例。作为湖南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翟玉华做过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顺理成章地，他成为湖南十七大代表的候选人，最终在7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湖南63名全国党代表之一。再到职能部门、政府机关等地去办事的时候，他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现在也成了“内部人”，他们是一个整体了。
有条件来推动一些事
翟玉华告诉记者，开会期间，除了第一天的开幕式和最后一天投票两次集体大会，其余的时候代表们都在驻地以团为单位讨论十七大报告，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虽经数天劳累，说起会议的情况，翟玉华依然精神百倍：“十七大的报告比我想的要好，没想到这么深刻这么全面。而且这是篇闪耀着法治光芒的报告。”
他对记者说，党的重大报告里面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写过法治方面的问题，这次特别关注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积极地发展理念，要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报告当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法意义也十分重大，这是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里出现这种说法。在‘理念’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修饰语，表明了我国法治理念的社会性质和法治目标。”他在博客里这样写道：“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民生和法治的内容篇幅比较多，我感到法制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虽然我是一名律师，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党代表，我不能只站在律师行业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要站得更高一些。不能仅仅看到行业利益。”基于这样的认识，翟玉华对十七大报告的关注除了法治问题，还有更多其它的问题。“我认为十七大后最大的问题是落实，好的政策方针一定要贯彻落实。有一些干部往往说得好听，做得不实，关键要务实。我看到的问题一定会反映上去，或者提出建议。”翟玉华认为，他有三个有利条件，有助于他更好地履行党代表的职责：一是他是律师，了解情况方便，能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二是他是搞法律工作的，熟悉法律，能有效使用法律武器。三是他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官职，有官方身份的代表不好做的有些事情他可以做。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法治建设，建立服务型政府。
“党代表要当好代表，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花瓶。成为党代表之后，我就有了更多渠道反映问题，这次开会期间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反映，包括在党代会会议期间，利用代表团讨论时发言，并直接递交给领导。闭会期间，我可以向省委组织部党代表办公室反映情况，也可以直接找领导……”说起如何履行党代表的职责，翟玉华滔滔不绝，“我在湖南本来就是省纪委的党风监督员，接触了大量的案例。以前就—直思考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条件说，现在当了党代表后，有条件来推动一些事了。”
中委选举，代表可以自己提人选
早在1998年，国内就曾掀起一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当时面对被揭露的腐败案件和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政治障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响起。在后来的近10年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直在推进，但是由于攻坚阶段的艰难，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触及核心，甚至一度避而不谈。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意味着，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将真正拉开帷幕。
仔细研读过报告的翟玉华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已经出来了，改革最大的压力恐怕还在人的问题，因为有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政治改革，根本在于实现民主政治，实现公民的有序、广泛参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缺失要是危及老百姓，也会危及党，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但是民主也有集中，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民主要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也在探索。应该说党内民主是扩大的。
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民主理念扩展到“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高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要求。“应该说，党内民主是扩大的，选举起码在程序上是民主的。”刚投完票的翟玉华这样评价。他说，预选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举行，是差额选举，差额8％以上。
正式选举虽然是等额选举，但是每个代表都可以提出自己心中的人选，而不一定非选候选人不可。在正式选举中，就有八九个非正式候选人出现，其中最多的得了5票，最少的1票。虽然票数很少，但起码表明代表有选别人的自由。翟玉华说，在大会表决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的时候，有两票是投了反对票的，这说明代表还是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并有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
打开封闭的公务员系统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有句名言：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身为律师，翟玉华对社会的公正格外敏感。特别是作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新阶层的代言人，翟玉华认为，现在的干部制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只有公务员才能一级一级地往上升，公务员系列之外的人基本没有任何机会，如果你不是公务员，就难以服务公职，并获得升迁的机会。公务员系统可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是要实现圈内和圈外的公平竞争。
翟玉华说，封闭的干部人事制度把一大批各行各业没有公务员身份的优秀人才排挤在干部队伍之外，这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吸收优秀的人才。应该建立开放的人事制度和开放的组织制度，让公务员之外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比如可以参加竞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这个封闭的圈子一下子放开可能比较困难，但起码要推进。这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有利于增加干部队伍的活力，能够健康发展。二是对全社会有一个价值引导。
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事务所并把它做成湖南第一大所后，翟玉华出钱出力成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律师援助中心，这个援助中心属于公益事业，没有一分钱经费，却要时不时地“倒搭钱”。“作为一个律师，我不要政府一分钱，政府也没给我什么待遇，我也服务得很好。不比党的中级高级干部做得差。”翟玉华这样认为。
他说，公务员系列之外的众多精英，在党性和能力上并不比公务员差，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适当的时候也希望能谋取政治职位。据他了解，他身边这样的人就有很多，他们明确表示有这样的愿望。有些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他知道他们也希望能得到平等地进入官场升迁轨道的机会。
在去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两新组织”黨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随后在各省市区的十七大代表中，“两新组织”占有了一定比例。去年底《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颁发之后，“两新”组织逐渐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相对于新经济组织的强大和集中，新社会组织显得较为松散，作为一个新阶层还有些面目模糊。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这个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了新社会组织的代表。律师等新社会组织成员中已经有不少人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和当选代表委员比起来，进入党的代表大会格外显得意义非凡。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进入重大决策层，新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阶层的面目正日益清晰，并开始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十七大期间，记者采访了两名新社会组织代表中的一位——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
被接纳的感觉
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代表，翟玉华自然是媒体追逐的对象。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把他约出了驻地。一见面，翟玉华便笑称会上这些天都被记者包围了。作为新社会组织的代表，翟玉华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他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翟玉华原来是中学老师，后来考取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91年毕业后进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羡慕的单位。但“机关毕竟是机关，要求步调一致，特别是我当过老师，思想相对要活跃一些，这里面会有一些约束，你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很好发挥，实际也不允许这样，所以我就辞职出来了。”翟玉华现在说起当初的辞职轻描淡写，实际上，当他1993年2月离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创办湖南工贸律师事务所时，他成了湖南省法院系统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
一个体制内的人突然失去了组织，跳入了时代的大潮中，他坦承，当时自己和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人一样，有着不安全感。幸运的是，他的事业是成功的。1997年，他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所。但在心理上，他依然感觉自己是“边缘人”，那种不安全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他到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当新社会组织被纳入社会统一战线，各省市开始注意在代表、委员和党代表等各项选举中让新社会组织成员占有一定比例。作为湖南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翟玉华做过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顺理成章地，他成为湖南十七大代表的候选人，最终在7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湖南63名全国党代表之一。再到职能部门、政府机关等地去办事的时候，他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现在也成了“内部人”，他们是一个整体了。
有条件来推动一些事
翟玉华告诉记者，开会期间，除了第一天的开幕式和最后一天投票两次集体大会，其余的时候代表们都在驻地以团为单位讨论十七大报告，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虽经数天劳累，说起会议的情况，翟玉华依然精神百倍：“十七大的报告比我想的要好，没想到这么深刻这么全面。而且这是篇闪耀着法治光芒的报告。”
他对记者说，党的重大报告里面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写过法治方面的问题，这次特别关注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积极地发展理念，要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报告当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法意义也十分重大，这是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里出现这种说法。在‘理念’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修饰语，表明了我国法治理念的社会性质和法治目标。”他在博客里这样写道：“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民生和法治的内容篇幅比较多，我感到法制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虽然我是一名律师，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党代表，我不能只站在律师行业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要站得更高一些。不能仅仅看到行业利益。”基于这样的认识，翟玉华对十七大报告的关注除了法治问题，还有更多其它的问题。“我认为十七大后最大的问题是落实，好的政策方针一定要贯彻落实。有一些干部往往说得好听，做得不实，关键要务实。我看到的问题一定会反映上去，或者提出建议。”翟玉华认为，他有三个有利条件，有助于他更好地履行党代表的职责：一是他是律师，了解情况方便，能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二是他是搞法律工作的，熟悉法律，能有效使用法律武器。三是他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官职，有官方身份的代表不好做的有些事情他可以做。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法治建设，建立服务型政府。
“党代表要当好代表，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花瓶。成为党代表之后，我就有了更多渠道反映问题，这次开会期间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反映，包括在党代会会议期间，利用代表团讨论时发言，并直接递交给领导。闭会期间，我可以向省委组织部党代表办公室反映情况，也可以直接找领导……”说起如何履行党代表的职责，翟玉华滔滔不绝，“我在湖南本来就是省纪委的党风监督员，接触了大量的案例。以前就—直思考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条件说，现在当了党代表后，有条件来推动一些事了。”
中委选举，代表可以自己提人选
早在1998年，国内就曾掀起一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当时面对被揭露的腐败案件和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政治障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响起。在后来的近10年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直在推进，但是由于攻坚阶段的艰难，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触及核心，甚至一度避而不谈。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意味着，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将真正拉开帷幕。
仔细研读过报告的翟玉华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已经出来了，改革最大的压力恐怕还在人的问题，因为有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政治改革，根本在于实现民主政治，实现公民的有序、广泛参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缺失要是危及老百姓，也会危及党，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但是民主也有集中，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民主要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也在探索。应该说党内民主是扩大的。
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民主理念扩展到“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高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要求。“应该说，党内民主是扩大的，选举起码在程序上是民主的。”刚投完票的翟玉华这样评价。他说，预选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举行，是差额选举，差额8％以上。
正式选举虽然是等额选举，但是每个代表都可以提出自己心中的人选，而不一定非选候选人不可。在正式选举中，就有八九个非正式候选人出现，其中最多的得了5票，最少的1票。虽然票数很少，但起码表明代表有选别人的自由。翟玉华说，在大会表决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的时候，有两票是投了反对票的，这说明代表还是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并有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
打开封闭的公务员系统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有句名言：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身为律师，翟玉华对社会的公正格外敏感。特别是作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新阶层的代言人，翟玉华认为，现在的干部制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只有公务员才能一级一级地往上升，公务员系列之外的人基本没有任何机会，如果你不是公务员，就难以服务公职，并获得升迁的机会。公务员系统可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是要实现圈内和圈外的公平竞争。
翟玉华说，封闭的干部人事制度把一大批各行各业没有公务员身份的优秀人才排挤在干部队伍之外，这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吸收优秀的人才。应该建立开放的人事制度和开放的组织制度，让公务员之外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比如可以参加竞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这个封闭的圈子一下子放开可能比较困难，但起码要推进。这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有利于增加干部队伍的活力，能够健康发展。二是对全社会有一个价值引导。
在全国首创内部股份制律师事务所并把它做成湖南第一大所后，翟玉华出钱出力成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律师援助中心，这个援助中心属于公益事业，没有一分钱经费，却要时不时地“倒搭钱”。“作为一个律师，我不要政府一分钱，政府也没给我什么待遇，我也服务得很好。不比党的中级高级干部做得差。”翟玉华这样认为。
他说，公务员系列之外的众多精英，在党性和能力上并不比公务员差，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适当的时候也希望能谋取政治职位。据他了解，他身边这样的人就有很多，他们明确表示有这样的愿望。有些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他知道他们也希望能得到平等地进入官场升迁轨道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