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皇帝似乎永远是不受法律约束、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他们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臣民和官吏只能逆来顺受地任其摆布，稍有忤逆便会遭家破人亡之祸。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的封建历史真的是“没有真正法律”的绝对专制吗？
　　皇帝并非说一不二
　　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拥有刑赏大权，但却并非今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化身，当其意志和决定涉及律法的时候，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自秦统一后，“律”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统一颁行的法律就出现了。之后各朝虽然在具体流程上有所区别，但一般程序都是王朝建立或新帝即位后，下诏制定或修订法律，参与人员由朝中重臣、地方大员、精通经学及律学的专家学者等组成。这些人对历代颁行的律法体例、条文、实践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采其精华，然后广纳朝臣、律学家的建议，最终形成法律，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可见，中国古代的立法并非是皇帝“出言即法”，而是有着严谨缜密的订立过程，在这些订立的律法中，皇帝要受到“祖宗之法”的制约，制度并没有给他们“为所欲为”的机会。
　　在法律的践行方面，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并非如时下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都是帝王粉饰世道的幌子。依据史实，古代的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皇帝的确拥有制度上的“立断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但这种案件的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要依法审理的。而案件的审理一旦进入法定程序，即便是皇帝也是难以干涉的。也就是说，法律并没有因为皇帝具有最高的司法权而被任意破毁。
　　唐代时，唐德宗李适有一次命玉工为其制作玉带。一名玉工在制作时不慎摔坏了玉带上的玉质扣版，为了掩盖罪责，便在市场上买了一块来补缺。但由于皇宫的选料都是价格昂贵的上品，玉工替换的那块劣质玉料一眼就被唐德宗看了出来。责查之下，玉工伏法认罪。盛怒的德宗皇帝不等有司审查完毕，便下令以“欺君”罪名处死所有参与制作玉带的工匠。结果诏令刚到申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的机关）便被负责的官员理直气壮地拦了下来。最后，审判部门只是以“误伤皇家车马用具服饰罪”判处了那名犯错工匠杖刑六十，其他工人均无罪释放。
　　其实，不仅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清雍正、清乾隆等明君有过克己守法的事迹，就连以暴虐著称的隋炀帝也是如此。隋炀帝因为荒淫常恐惧被暗杀，于是敕令宫中卫士须臾不得离开职守。但有一次，一名卫士队长私自批准手下卫士外出，隋炀帝得知后，将其送交大理寺（最高审判机关）审判。大理寺少卿（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源师依据律文判以徒刑，而隋炀帝却认为处罚不够，下令处斩。源师劝谏炀帝说：“既然您把案件送到了大理寺，我就要依律办事。”最终，隋炀帝只好“乃止”，服从了法官的裁断。
　　皇帝也要忍气吞声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不仅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没有发言权，甚至在涉及其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上，也要遵循法令，不得不对执法官吏“忍气吞声”。
　　西汉的汉文帝有一天出巡至中渭桥（位于西安，始建于秦），忽然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其坐骑，侍卫将此人捉拿，交给廷尉（类似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审查。张释之查明此人并非故意冲撞皇帝的坐骑后，便依据汉律，只按照“犯跸”罪（跸，禁止人通行的条令）罚他4两金（铜）了事。文帝觉得处罚太轻，便非常生气地质问张释之：“幸亏我的坐骑是匹温驯的良马，换做别的马，被惊吓到还不把我摔伤？你怎么能罚点小钱就打发了事呢？”张释之据“令”力争说：“法是天子与天下人约定的共同守则，廷尉是为天下守护法律的人。如果皇帝当时立诛此人，而不是交与廷尉处断，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但是案子既然送到了法司廷尉处，我只能依法办事。如果因为您的干涉，而使律法成为一纸空文，那么以后让天下百姓如何相信法律，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呢？”文帝听后沉默良久，说：“廷尉说的是。”
　　可见，从法律的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的帝王虽然具有对法律最权威的解释权，是最高的法律解释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的见解上，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言出法随、为所欲为。特别是当其遇到对法律秉承忠诚之志的司法官员，而皇帝自身又比较开明时，皇帝们的“判决”和解释同样会“失效”。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君主多数是“合法的专制君主”，因为他们的统治大都建立在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他们在执行这些法律的同时，自己也会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