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将原《刑法修正案（七）》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项罪名合并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本罪犯罪主体,加重了本罪法定刑。为应对实践中法律适用不明确的问题,2017年6月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采取类型化方式,对本罪入罪标准进行量化规定。但由于我国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的前置法缺位,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尚未经由前置法确认下来,理论界亦有较大争议,导致司法适用中对本罪适用范围,以及犯罪行为的程度标准等问题仍不明确。一罪所保护的法益对该罪的司法适用有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罪的法益进行分析并加以确认,在明确法益的基础上,为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综合运用法理学、刑法学、法解释学等学科理论知识,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定为个人信息权,并以法益为中心,对司法实践中仍存疑的问题阐述个人见解。第一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之争。首先对刑法语境下的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明确刑法中的“个人信息”至少应具备可识别性、关联性和价值性的基本特征,且其范围应小于其他部门法中的“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对相似概念进行辨析,主要辨析“个人数据”、“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及现实困境,在立法上表现为,刑法先行,前置法缺失;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适用范围不明确,入罪标准不明确。最后,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现有争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信息自决权说、超个人法益说。第二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之证成。首先对现有各学说进行评析,各学说有其特点和长处,但也均有不足,对于人格权说,可考虑将一般人格权具体化;隐私权说,不当缩小了本罪打击范围;财产权说,忽视了个人信息上的人格属性;信息自决权说,弱化了对信息主体权利的限制;超个人法益说,不当地以侵害法益的数量决定法益的性质。其次,提出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加以确认的个人见解,分别从立法层面与理论层面加以论证。最后,在明确法益的基础上,提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边界,提出以利益衡量的方法,平衡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以及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法益理论指引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适用。首先在犯罪对象上,明确的法益对本罪犯罪对象起合理限定作用,主要解决以下几类问题:一是外国人、无国籍人是否属于本罪所称“公民”;二是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本罪犯罪对象;三是对行踪轨迹的合理限定,四是对财产信息的合理限定。其次,明确的法益指导犯罪行为的侵害程度,即“情节严重”的评价标准,分别从信息用途、信息数量及涉案金额三个角度明确“情节严重”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