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逐步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粮食生产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对于产量的有效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育种工作者为生产上提供了多批优良新品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多次品种更换。外来种质资源的利用对中国新品种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实了作物品种的遗传基础,增加了品种的遗传构成的复杂性。本文以水稻为例,采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理念,采用遗传学、农学、农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中国水稻主栽品种的遗传构成的变化,分析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对水稻品种改良和生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有效引进、管理和利用外来种质资源,提高农作物单产和稳产的政策建议提供科学依据。为达到上述目标,本研究共采用了五套数据。一是收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共16个水稻主产省1982-2011年的所有至少一年在一个省份种植面积超过6666.7公顷的水稻品种信息及其种植面积;二是所有上述水稻品种详细的系谱信息,每一个品种追述至最老的亲本或来自国外的亲本为止;三是每一个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审定年份、育成单位等信息;四是水稻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数据;五是水稻产量、干旱和洪涝灾害数据。本研究首先梳理了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历程,总结了品种改良成果,通过构建种质资源遗传贡献指数和遗传贡献率,分析中国水稻品种的遗传构成及其变化;实证分析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的影响,同时结合种子产业改革等制度变量,研究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构建不同的遗传多样性指标,研究其对中国水稻生产及产量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引进、管理和利用外来种质资源,促进中国水稻农作物单产和稳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取得了巨大成就,主栽品种中新育成品种占93.5%。(2)新育成品种的产量潜力、品质等经济性状显著改善。(3)国外稻种资源引进和利用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水稻生产的遗传贡献率为25%-40%。(4)中国育种科研人员成功利用国外资源于新品种改良。(5)种业改革激励了育种人员培育水稻新品种的积极性,增加了田间水稻的遗传多样性。然而,却导致水稻品种市场的多乱杂,未能明显提高水稻的产量。(6)水稻单产与水稻遗传多样性呈倒U型关系,产量变异与水稻遗传多样性呈负相关。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于遗传多样性与产量有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争论。遗传多样性越大稳定性越高,品种的高度一致性会增加遗传基础脆弱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几点主要政策建议:(1)制定详细的国外资源引进与利用策略与政策,促进研究单位与企业对国外资源的研究与利用。(2)规范和加强作物遗传资源的研究和应用,为企业新品种选育提供优质服务。(3)改变现行高等学校和农科院系统为主体的育种体制,政府部门退出商业化育种,扭转水稻品种市场多乱杂的局面。(4)实行品种与种子质量的企业负责制,使缺乏育种能力的企业退出品种选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