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晚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深刻的、剧烈的变革。在这场巨变的熊熊烈火中，一次以“新政”为口号的变法运动开展开来。晚清变法运动在机构设置上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成立宪政编查馆进行宪法改革，二是成立修订法律馆进行部门法修订。为了改革法律制度，借鉴日本变法的成功经验，开展了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这次民事习惯调查运动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开展此项调查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的颁布。这次旷日持久的调查运动获得了大量的民事习惯资料，这些资料被陆续上报当时的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等机构，其中的一部分被当时的人编成了两本书，一本是1924年施沛东等人的《中华民事习惯大全》，另一本就是对后来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影响较大的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关于此次民事习惯调查运动所获取的大量民、商事习惯资料的学术价值，学者们大都从法律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鲜少有人对其进行民俗学上的解读。为此本文拟从这次民事习惯调查运动的背景、过程、内容出发，以阐述它的民俗学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是对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运动的情况作简单的概述，主要包括清末民初习惯调查概况及所得资料的整理与保存。清末民初习惯调查概况又分为清末习惯调查概况、民初习惯调查概况。所得资料的整理与保存又分为两本书的编纂及其他资料的保存。第二章主要是以《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及《中华民国习惯大全》为资料，对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所得习惯进行分析具体分为对善俗的分析、对陋俗的分析、对恶俗的分析。第三章是对两次习惯调查的评价。内容分为两次习惯调查运动的特点、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运动的民俗学意义；两次习惯调查运动的特点包括地域的广泛性、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内容的广泛；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运动的民俗学意义又分为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大规模民俗调查积累了经验、为政治服务的习惯调查活动三个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