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文献方法研究禅史，并建立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禅学研究“典范”者，乃是胡适。然前人对胡适禅学著述的研究，多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梳理，实则其禅史书写的“情境”(context)、“文本”(text)、“旨趣”(knowledge interest)都大有可讨论处。
　　笔者带着胡适的禅史书写有何“旨趣”这一“问题意识”，沿流溯源，考察其禅学研究发生背景，探赜其禅史书写策略，钩沉其禅宗史图景。笔者不以学科为限，采西方哲学、宗教学、史学理论、语言学、文艺理论为参照，以胡适禅史书写中的现代理念为全文的纲领，在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纲举目张，上溯其禅史研究的学术渊薮与时代风气，下达其中蕴含的认同向度与现实关怀。
　　在胡适的学术重心由近世哲学移至早期禅史的同时，其“哲学史”观念转向了“思想史”，并由宣扬“方法”而注重“材料”。其禅史是作为“思想史”的禅史，作为“材料”的禅史。在胡适视界中从章太炎到王国维的“范式更替”中，胡氏因强调训诂校勘的初步工作而与章氏分道，并在禅史研究中疏远义理，同时其渐渐取法王氏，受到王氏古史新证的影响。
　　胡适禅学书写中的思想方法包括:中西学术传统中的怀疑的精神与实证的法则、历史的态度与进化的眼光等。其禅宗史研究又是在科学视域中进行的。其泛化科学主义，将之推于宗教领域，而有“知识的僭妄”（哈耶克语）之弊。胡适注重搜求古本，这是受圣经诠释学中的低等批判（文本批判）影响。
　　在从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学公案中，胡适认为研究禅学需用历史方法，铃木则认为直觉之知方是根本。二人还在禅宗的个体经验能否被表述上各执一词。铃木认为被书写的禅是临时的符号体系。不过，他未对本体、现象加以区分。
　　胡适的禅史书写与其“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总纲相联系。禅宗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处理，是为唐代的文艺复兴;理学对禅宗中印度哲学余绪的革新，又是宋代的文艺复兴。胡适通过中国文化一代更胜一代的历史建构，确认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合理性。他提倡吸收西方文化，是为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身处民族生死存亡时刻的胡适在禅史书写与英文著述中，呈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与特殊性的认同向度。其对现代中国的追寻，乃是根植于传统的求新。其将启蒙理性斥诸禅学研究，又未思考理性的边界。其以现代性的目光臧否禅学，这使其与禅学理念终隔一层。其现代化叙述还带来了“目的论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