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创立以来,为处理同王权的关系,即对“佛教护国”作出了一系列阐释。佛教早期经典四阿含经将护国思想归纳为“转轮圣王”、“正法治化”和“供养布施”三个部分,分别对王权的教内地位、治理国家的准则以及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见解。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佛教的护国理论在与王权的结合过程中不断深化,呈现出系统化和在地化的发展趋势。佛教传入汉地之初,其护国思想难以撼动汉地固有的王权观念,并未受到汉地统治者足够的重视。及至十六国时期,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佛教护国思想愈发受到青睐,并于北魏时期完成了护国思想的理论构建。北魏是佛教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汉地佛教护国思想臻于成熟的时期。拓跋政权入主中原后,以法果为首的河北佛教界根据鲜卑民族特性和政治背景,提出“皇帝即如来”的护国思想,辅助统治者完成建国初期的政治建设。经历了太武帝灭佛和文成帝复佛的大起大落后,以昙曜为首的凉州佛教团体入主北魏佛教界,并对佛教护国思想进行系统性改造,在对“皇帝即如来”思想的延续之外,通过造窟、译经、健全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等手段,将对佛法的护持与对国家的护佑结合起来,并将这一思想向统治基层渗透。北魏后期,在统治集团将视线投向南方的背景下,南方佛教对北魏佛教的影响逐步加深,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坐致太平”为目标,通过志怪故事传播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观念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佛教护国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