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郑鹤声发表《汉隋间之史学》，首次以近代史学观为参照，从史官、史家与史著、史著之体例等方面，将魏晋南北朝史学置于中国史学通史中进行考察;1927年，梁启超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从理论上构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框架，在相当长时期内限定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这两项成果标志着现代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正式展开。1924年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1924年至1949年，代表成果是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蒙文通《魏晋南北朝史学》和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其二，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杨翼骧的数篇文章和逯耀东《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为代表;其三，20世纪80年代，突出成果是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和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其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瞿林东《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和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最为卓著。　　1924年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转折，分别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20世纪20年代，在史学转型的大背景下，由对史著的“订补式研究”转变为断代史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由重考据开始向重阐释过渡;20世纪80年代初期，延续了被“文革”中断的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转变为以阐释性研究为主。　　考察近百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可总结出四个特点:注重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旨趣在于阐发传统史学的精髓，研究方法由考据渐趋于阐释，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受外界形势和断代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较为多样，既有对史籍的订补式、评论式研究，也有受“文化史”、“整理国故”运动影响兴起的研究，还有魏晋南北朝史和史学史学科体系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完备趋于专业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相关研究渐限于史学史领域。　　在借鉴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考辨了当今学界存在纷争的四个问题: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定位、南北史学异同、魏晋南北朝史书的“序例”和对某些史家及史著的评价。在总结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反省了当今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研究水平需要提高、应积极回应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冲击、探索研究模式，指出今后从事研究时应持谨慎态度、熟练掌握基本史料、正确对待理论指导、研究模式与具体研究的关系、慎重选择研究论题、注意专精与博通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