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各国无产阶级面临一致的经济利益,共同的阶级敌人,国际性的解放条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论断,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设,无产阶级运动理应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是超越民族国家的阶级性特征,即随着阶级对立的增强,“阶级大决战”必定会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爆发,这场阶级大决战超越国家,也超越了民族。其二是“反体制的革命性”,即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行的体制。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欧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时期,西欧人民大都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感加深,统一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使得无产阶级和本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开启了捍卫民族自决权的进程。这使得第二国际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民族性问题。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国家主权,资产阶级不断加强民主国家的建设。国家职能的扩展赋予了西欧各国人民更多的权利,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上都为人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随之带来了阶级矛盾的缓和与议会斗争的发展。这一时期,既是由“和平”向“风暴”过渡的时期,也是为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时期,身处在这一时期的第二国际面临着议会斗争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问题。回顾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可以得出,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引起了阶级关系、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变化,赋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特点,进而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埋下了伏笔。所以,要讨论第二国际问题,就不能回避对西欧民族国家的考察。十九世纪中后期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的统一,民族认同感更加突出;英国和法国民主建设不断推进,阶级矛盾更加缓和;民族国家的国家职能不断拓展,人民民主权利不断扩大。本文正是从这三个维度讨论其对阶级关系、斗争方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变化,进而分析第二国际既没有主动适应这些变化,造成了内部修正主义与沙文主义产生,也没有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建立时机的特殊性,造成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相脱节。当“民族意识”超越“阶级意识”,国际联合被消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内部组织分裂严重,濒临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