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工业化带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保证经济增长同时保护环境，政府需要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率。合理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绿色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基于此，本文将分析两种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生产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探究对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在Qiu(2018)和Acemoglu(2013)企业层面的基础模型上进行拓展，建立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生产率影响的微观基础。理论模型分别构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通过求企业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生产成本、创新投资和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验证强条件和弱条件下“波特假说”。模型推导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是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成本增加和创新投资的综合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预先投资改造增加企业总生产成本，对创新投资和绿色生产率提升均有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2005年到2015年103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两种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物排放强度不同城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显著降低城市绿色生产率。受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约束后，中低污染城市绿色生产率降低的幅度更加明显，高污染城市绿色生产率变动不显著。第二，城市绿色生产率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关系呈现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中污染城市激励效果更显著，对高污染城市和中污染城市影响较小。第三，分组回归得到叠加政策影响的结果，该结果发现实验组的拐点更靠后，说明叠加两种政策比单独使用市场激励型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第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中高污染城市创新投资抑制作用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中污染城市创新投资促进作用显著，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城市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需要根据城市特征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强度。对高污染城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主的政策能倒逼低绿色生产率企业升级转型，提升整体绿色生产率。对中低污染城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主政策能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实现市场良性投资循环。
　　本文为政府合理设置环境规制政策和强度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根据城市情况施行“一城一策”，保障污染排放量在环境承载范围内，同时激励城市投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