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知的投资争端案件中,几近40%是依据非ICSID仲裁程序开展的。依据非ICSID仲裁程序作出的裁决,不服当事方可以依据仲裁地国内法律提起裁决的撤销程序,胜诉方则需要向执行地国国内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由于国际投资条约包含着严格的管辖权的要求,因而在上述程序中常被提起的抗辩理由即是仲裁庭无管辖权。当仲裁裁决被当事方以仲裁庭无管辖权为由,提交至仲裁地法院要求其撤销仲裁裁决时或请求执行地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时。作为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指导下重要的条约解释主体,此时国内法院审查仲裁庭管辖权在实质上构成了对投资争端所涉的投资条约的解释。在此阶段讨论国内法院如何合理开展对投资争端所涉投资条约的解释活动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以国内法院在投资仲裁裁决作出后的撤销与执行程序中发生的条约解释为视角,首先对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进行了释明,明确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规则的指引作用。分析了国内法院条约解释主要集中在“内向型”条约之中（包括纵向规则与跨国规则）,这天然地将国际投资条约涵盖在其解释范围之列。并进一步分析了国内法院与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在作为条约解释主体所存在的差异,指出作为非争端方的国内法院在审查仲裁庭管辖权质疑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借助国际公法的解释规则还是主要依靠国家视角?国内法院应当基于何种审查标准对仲裁庭管辖权问题进行审查与解释?在此阶段,国内法院在对仲裁庭管辖权问题进行回应的本质实质上形成了对涉案投资条约的解释,此时探讨国内法院如何正确进行条约解释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阐释这一问题,必须参考国内法院开展条约解释活动的相关案例,在分析国内法院对具体条款的解释活动前,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作为非争端方的国内法院同样也面临着对仲裁庭管辖权案件是否具有“可受理性”的质疑,尽管国内法院以强硬的解释态度阐明了其管辖权依据,但该质疑仍然频繁出现在具体的个案中,原因在于其偏向商事仲裁的审查模式、缺乏投资条约直接授权、不同判例间的援引与参照也无法提供合理的依据使得争端方信服。本文基于Sanum案、西方石油公司诉厄瓜多尔案等案确认了当前国内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坚持的“重头开始”审查标准,并进一步分析了在该标准指导下如何进行具体条约条款的解释问题。就国内法院自身而言,其条约解释的扩张性解释的偏向与在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诸解释要素的不稳定性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此,国内法院应提高自身条约解释的专业性,合理应对其管辖权的质疑。同时作为国内法院条约解释活动中所涉的另一关切主体——有关缔约国,也应当重视非ICSID仲裁的开展与仲裁地的选择,并就缔约国如何指引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开展的针对本国投资条约的解释活动,促进与实现对本国投资条约可控与合理的解释等问题开展积极的探索活动,主张投资条约缔约国应主动回收与把控投资条约解释的缰绳,以实现维护本国与本国投资者的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