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逐渐制度化,使文学制度研究成为重返文学历史现场的重要视角。依托于多变的文化市场,文学制度研究不仅仅是政策、规则、机构等无生命的有形事物研究,更是建构、操纵制度,又被制度建构、操纵的有意识的“人”的研究。在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以《文艺报》为代表的期刊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文艺报》不仅是当代文学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催生了当代文学制度,并促使其发挥作用。《文艺报》在冯雪峰的主办下愈加成熟,冯雪峰的编辑才能和文艺思想也在文艺报中得以体现。同时,他们的命运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文学制度以第一次文代会为确立的标志,组织化、制度化的文学生产在政治、经济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在驳杂诡谲的政治环境中,丁玲对《文艺报》的奠基和发展,以及她遭到的批评,为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打下了基础,也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他加强了《文艺报》的政论性,改革《文艺报》的图像和广告,形成极具个性的编辑特色。冯雪峰也借此完成了在当代语境中的身份转型和自我想象。共和国早期形成的俄苏语境,对当代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有深远的影响。担任《文艺报》主编时期,冯雪峰对俄苏文论的接受,对红色文艺方向的推崇,对“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的强调,凸显了他作为马克思文艺理论家的独特审美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有效透视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模式。而冯雪峰与文学制度的矛盾之处也逐渐显露出来。《文艺报》的“关于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是冯雪峰不断挑战“主流”话语的开始。其间,冯雪峰利用《文艺报》的读者功能,促使接受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发生畸变。最终,冯雪峰的“编者按”成为他遭受批判的直接导火索。冯雪峰从文艺的“中心”滑落“边缘”,成为“十七年”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案例,为我们展示“主体”与“制度”对话过程中既融合互动,又冲突抵牾的生存样态,也反映出当代冯雪峰矛盾复杂的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