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0至2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此期的价值冲突激烈而频繁，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纷至沓来。思想敏感的知识分子更多从价值层面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不同文化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价值系统进行了初步理清理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思考并切实致力于价值系统的重建。 晚清以降，以儒学为基干的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以富强为旨归的近代化运动冲突日深，因而受到了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后，崇尚事功的价值观对于空言道义的价值观造成了一定冲击。洋务运动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励人们理直气壮地去兴利、逐利，传统的义利观念发生了变化。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前，试图以资本主义制度挽救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批判禁欲主义，部分地肯定欲望的价值，而对个人政治权利、物质利益和独立人格充满憧憬。 辛亥革命后，由于权威失落而使精神界陷入了价值迷失和道德失范窘境。由于认识上的不同，知识分子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略。新文化派主张在摧毁传统价值系统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价值系统，然而，他们过分偏重价值的相对性，片面追求现代性，而对终极价值关注不够；文化保守派希望通过对传统价值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新旧整合，使人们尽早摆脱价值无序状态。虽然存有对传统价值系统过多认同之弊，但他们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坚守和探索，是对新文化派知识分子缺失的一种必要补充。 新文化派和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多把自由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价值，但其内容和旨趣却颇不一致。关于意志自由，前者强调挣脱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种种束缚，后者多指实现心灵对物欲的超脱。关于言论和思想自由，前者意指反对钳制，坚持真理；后者强调多元并存，相互激发。在价值实现方式上，两者都鼓励人们不为境遇所屈，摆脱宿命影响，永不知足，创造不已，奋斗不息，冒险进取，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义利、群己、理欲和德智等价值范畴，是价值系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胸怀经邦济世之志的知识分子，根据现实需要，对各对范畴做出学理的新解释，虽然在态度上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他们大多以促进国民的觉醒与思想解放为己任，其充满睿智的多维思考，为今天的价值系统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确立终极价值、重建信仰系统，是重建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梁启超、吴宓、胡适、蔡元培等人，否定了有神宗教，试图实现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既坚守终极价值，又摆脱迷信的束缚，从不同侧面推动了当时的信仰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