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环境（Consumer Environment）是指直接影响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的各种外部因素,具有外在性和客观性特点。优化消费环境对于扩大有效需求、提升消费者信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居民消费需要由追求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反映消费环境对消费者美好生活需要和消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满足程度,有必要丰富居民消费环境内涵。其中,消费环境对消费者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不仅体现在人们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程度、放心程度、便利程度,也表现为消费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不仅表现在物质消费数量和质量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消费数量和质量上。任何消费主体（消费者）的消费,都是一个在一定消费环境中对消费客体（商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过程。因此,对居民消费环境的评价,不仅要考虑居民消费的硬环境,还要考虑居民消费的软环境;不仅取决于消费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取决于优化消费环境的政策导向。消费环境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到消费的经济环境、供给环境、设施环境、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居民消费环境能否推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提振消费者信心以及督促更多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将深刻影响强大国内市场形成与新发展格局构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习惯,他人消费支出等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要素,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需求层次理论主要反映个体需求层次的提升,但也适用于阐释居民消费环境治理和建设,居民消费环境包含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以及能够让人们增加体验感和舒适度的消费供给环境和消费设施环境,都体现出对消费者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的满足。同时,居民消费环境优化既离不开政府和消费者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企业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关系密切。主流经济学强调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使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了直接利益冲突,导致消费领域中企业为谋取私利而失信违约的行为大量存在。有必要发挥企业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遵循与消费者之间的契约精神。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直接作用机制,以及居民消费环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消费规模的间接作用机制,有利于转变传统的消费环境优化思维,为消费增长提供参考。本文围绕居民消费环境及其消费效应这一研究主题,以“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为主线,以居民消费环境与消费规模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首先,回顾已有消费环境相关研究,在充分刻画居民消费环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环境指数,并对消费环境差异进行描述和泰尔指数分解。其次,基于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直接影响的视角,以消费环境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为理论基础,阐释居民消费环境与消费规模之间的内在逻辑,建立理论框架。再次,基于理论框架,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直接影响,以及居民消费环境消费效应的异质性和长期性。又次,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一步探讨居民消费环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消费规模的路径机制,运用面板数据中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在居民消费环境与消费规模之间产生的中介和门槛作用。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居民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从居民消费环境指数总体差异的基本描述来看,2006-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环境指数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但区域间的指数差异明显。居民消费环境指数按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从不同类别消费环境指数差异的基本描述来看,东部地区不同类别消费环境都具有优势,其次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虽然西部地区不同类别消费环境指数,与其他地区相比均是最低的,但就其自身而言,西部地区的消费供给环境和消费设施环境较其他类别更高,具有相对优势。在各类别消费环境中,消费政策环境指数相对较低。第二,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消费环境差异来源,发现考察期内我国居民消费环境差异呈现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环境发展大致与全国趋势一致,中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环境差异在波动中下降。此外,我国居民消费环境指数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但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占了较大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此外,与其他类别消费环境相比,消费文化环境泰尔指数的均值最高。第三,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环境能够提高消费者信心和满意度等,从而产生显著的消费规模扩大效应。从消费环境异质性来看,消费经济环境、消费供给环境和消费设施环境对消费规模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消费政策环境和消费文化环境对消费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从地区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影响随时间逐步增强,具有长期性。第四,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促进作用,不仅受到企业社会责任中介作用的影响,还受到企业社会责任门槛效应的影响。逐步回归估计表明,居民消费环境影响消费规模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这种中介作用还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数量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搭便车”现象限制了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正向影响。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门槛值时,“道德消费主义”使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的影响显著增强。总体而言,创新之处包括:第一,将政策文本质性分析词频数据和地区层面宏观数据相结合,构建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消费环境测度广度和深度方面的不足。第二,考察了居民消费环境对消费规模直接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在发现居民消费环境正向影响消费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别和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环境消费效应的异质性。第三,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居民消费环境作用于消费规模的重要渠道,并且居民消费环境作用于消费规模的过程还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门槛作用的影响,相对于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