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少子化正在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现阶段我国居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此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相继出现。为此,我国不断出台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生育,却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低生育率现状。低生育率势必会对我国的长期人口战略及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研究如何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体,在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现有金融体系覆盖不足的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村人口、偏远地区等特殊群体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创新创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吗?如果存在生育意愿提升效应,何种机制在支撑这种效应?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效应又会有怎样的差异?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生育意愿提升的促进作用,进而更好地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介绍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生育现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机制分析,提出相关假设。然后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层面数据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生育意愿的相关效应,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及异质性分析。最后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机制。根据上述研究分析提出相关的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现状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居民生育意愿低迷,人口出生率下降。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Ordered Probit方法均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居民生育意愿显著提升,结果的显著性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效应在城乡、区域、性别、生育年龄、已育子女数量、受教育程度和独生子女等方面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生育意愿提升效应在农村、西部区域、女性、生育年龄为25-34岁、已育子女数量为0或者1、受教育程度低、父母是独生子女及家庭共居人数较多的组别中显著存在。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提高促进灵活就业、降低居民生育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灵活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带动居民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为居民生育提供时间与收入保障。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居民获得更多实惠便捷的商品与服务,享受更多共享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居民经济负担,减少居民生育后顾之忧。本研究为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可能体现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生育意愿提升的效应,拓宽了数字经济时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rdered Probit、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研究,在多个方面验证了识别策略的合理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三,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关效应进行异质性和机制分析,有助于为提高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