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问题一直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中占据十分显赫的位置,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贯穿着各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始终。本文将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角度,结合时代背景与理论依据来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理清它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趋向,并且试图对整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总体特征作出说明,从而看出其在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史当中的地位,并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评价。　　 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进程。首先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进行了考察;其次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予以界定,针对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本文将证明马克思是在中性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并且归纳出意识形态的四个特征:总体性、阶级性、实践性和相对独立性;然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把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人本主义逻辑框架下的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　　 本文第二章主要论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要包括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柯尔施的“意识形态专政”理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本文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中心展开的,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同,但他们都强调阶级意识这一主观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忽视,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偏离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卢卡奇没有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高度统一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过于强调历史中的主观因素。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有脱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倾向。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全方位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和列斐伏尔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本文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批判遗产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批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以及对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中,从而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转型到第二阶段即“文化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赖希与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可以互补,他们从性格结构理论、性革命理论出发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心理学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则重点批判了文化工业中的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消费大众的操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充当了政治统治的功能,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科技进步的功能不能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和欺骗性的社会功能相提并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的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念的旧形式,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当法兰克福学派在工具理性批判视野中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列斐伏尔开创了对同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批判从宏观视野转向微观分析的逻辑转换。　　 本文第四章主要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用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尺度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能是缺乏科学性的无病呻吟,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两个层面,即理论的层面和实践的层面。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是和科学相对的总问题;实践层面的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功能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个体质询为主体来实现的。阿尔都塞对主体的颠覆和对话语的首要地位的强调,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前提。本文认为,虽然阿尔都塞有力的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矫枉过正。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为了捍卫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取消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批判和理想取向成分。　　 本文第五章主要论述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詹姆逊看来,历史现实本身是一种永远的“缺场”,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必然是与某种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对历史现实的一种观念把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本的意识形态策略施以除幻和解神秘化的行为。拉克劳、墨菲把社会存在消解为话语,认为话语建构着社会,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对拉克劳、墨菲而言,就是争夺话语,链接话语从而实现领导权的过程,意识形态批判策略就只是在建构一种新的话语领导权,在他们那里,话语领导权不过是一个极其空洞的概念,因而无法揭示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力量。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一个被符号操控的消费时代,消费与生产的符号性逐渐超越了它的现实性,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符号价值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转变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的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虚假的反映,它就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齐泽克看来,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总是在意识形态幻象建构的作用下形成的,在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中,每一个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下面都是虚假的,因为它必然包含着一个特殊情形即“社会征兆”来暴露其虚假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社会征兆这一伤口,来洞察社会的矛盾性和意识形态的幻象本质。本文认为,由于后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经典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拒斥,从而说明他们总体上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也异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理论前提的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也就实际上被代之以意识形态的终结。　　 本文第六章主要勾勒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趋向。本文认为,纵观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可以勾勒出一条“从偏离到颠覆”的线索,在其逻辑进程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其理论趋向有以下特征:从生产批判到消费批判、从内容批判到形式批判、从基于阶级的总体批判到多元主体的个体呢喃。并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经济决定论与意识革命论、文化革命还是实践批判、价值批判与科学批判这三个方面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作出评价,并以此提示出此一批判对我们的启示。　　 在结语部分,本文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