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疑狱,是指在证据查验、法律适用以及内心确信上存在疑点的刑事案件。以案件疑点出现环节为标准,可以将疑狱划分为证疑之狱、法疑之狱以及心疑之狱。所谓审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在古代狱讼实践过程中,官吏对涉案人员、涉案物证进行审讯和考察,这大致相当于现代司法中所谓的“侦查”;第二层含义是指古代官吏根据一定的规则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定罪断刑,这大致相当于现代司法中所谓的“审判”。所谓机制,即是指事物基于一定原理而表现出来的大体运作流程和具体运作方法。文章的核心任务,便是探究中国古代疑狱审断的大体流程、具体方法以及这些程序和方法背后的终极原理。除了前言以外,本文总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概论。概论部分对题中的“疑狱”、“审断”和“机制”这三个关键词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疑狱审断的原理。所谓原理,乃是指事物之所以要这样或那样的根本原因或道理。本章以“情法两平”四个字作为中国古代疑狱审断的原理即根本原因。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出发,本文也将情法两平原理解析为了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疑狱审断的根本质料或者说根本依据乃是人情与法律;第二,疑狱审断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和平;第三,疑狱审断的根本形式一事一议;第四,疑狱审断的根本动力是君主权力。情法两平原理在质料、目的、形式和动力这四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了疑狱审断程序和疑狱审断方法的根本原因。第三章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疑狱审断的程序。这一章中主要论述了奏谳、录囚和众议这三个审断程序。其中奏谳乃是将疑狱由基层逐渐上报至高层进行审断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程序,录囚则是由上级主动到下级行政区域内进行狱讼督察并从中发现部分疑狱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程序,而众议则是一种平行的集众而议的程序。尽管本文将古代疑狱审断的形式划分为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平行这三种,但有些时候这三种形式是混杂使用的,比如盛行于明清的会审,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奏谳、录囚和众议这三种程序的混合体。第四章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疑狱审断的方法。这一章以疑狱的三个类型为线索,将中国的疑狱审断方法划分为了“针对证疑之狱的审察方法”、“针对法疑之狱的决断方法”以及“针对心疑之狱的特殊方法”这三个内容。首先,本章介绍了作为证疑之狱审察方法的刑讯逼供、谲术、秘密探访、法医学检验方法以及包括侦查实验在内的其它方法。这些方法如果按照宋人郑克的归类,则可以归为“正术”、“谲术”和“无术”三类。其中秘密探访、法医学检验方法和侦查实验等方法可归为“正术”,即从正面直接对案件疑点进行研究排查;与“正术”不同,“谲术”是通过给犯罪嫌疑人传达虚假信息而使其在无意识中自动投案的方法,是一种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谲诈方法;而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古代证疑之狱的常用审察方法,其本身并无多少科技含量和策略水准,因此,其可称之为“无术”。其次,本章还介绍了作为法疑之狱决断方法的引经决狱、比事、引律比附,这几种方法可以统称为比附类推方法。这几种方法的基本思路都是在法律规定出现模糊之处的时候,转而寻求与既有规定最相类似的其它律文、判例和经典义理,并借以进行比附类推适用。最后,本章还介绍了作为心疑之狱特殊方法的神判法、五听和权宜审断方法。这几种方法是在完全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根据神的指示或者被审断者的外在情绪反应、审断者的主观意志等因素进行审断。第五章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疑狱审断机制的总体特征和现代启示。本章将中国古代疑狱审断机制的总体特征归纳为多元综合、反经行权以及世轻世重这三点。首先,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的疑狱审断机制和一些历史短暂、疆域狭小的新兴国家的疑狱审断机制相比,会发现前者更加习惯而且更加善于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因此体现出了极大的世轻世重特征。其次,如果我们将古代的疑狱审断机制和现代的疑罪解决机制进行比较,会发现前者更具有多元性和综合性。最后,如果我们将疑狱审断机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断机制相比,会发现前者更具反经行权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具有权变性、德教性和经验性。除此以外,本章在研究了当代中国司法中的一些刑事疑难案例后,主张应该对旨在实现情法两平的古代疑狱审断程序和方法进行辩证性反思以及抽象性继承,并进一步主张现代的刑事法治参与者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应当努力使无罪推定与有罪假设之间、罪刑法定与比类解释之间以及审判独立与外部监督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