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指期货是对冲金融市场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一大利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起步较晚,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投资者结构以及监管手段不成熟等原因,股指期货的杠杆交易与双向交易特点很容易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和风险被进一步放大。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在短期出现了大幅震荡,这本应是股指期货市场大展身手的一次良好机遇,但最终却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其遭受了严苛的交易限制。从历史结果看,“围堵式”的严格监管虽然平抑了市场波动、降低了市场投机水平,但也导致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严重受损。时至今日,股指期货市场的活跃度依然不及其上市初期水平,投资者丰富的风险对冲需求难以得到基本满足。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怎样才是一个“好”的股指期货市场?究竟如何监管才能有一个“好”的市场?基于这一方向,本文在股指期货市场强监管常态化背景下,通过交易限制事件考察交易规则变化对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剖析其内在作用机制,探究影响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运行的关键因素,明确监管的关键点。进一步,本文从系统整体性角度出发构建股指期货市场综合质量指数,通过考察监管关键点与市场质量的联系,明晰监管政策的最佳作用力度,从而为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实现科学监管、推动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建议。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从股指期货市场波动性、流动性、价格发现能力以及投机程度4个方面入手,全面考察了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市场运行情况以及交易限制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交易限制规则实施后,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环境发生转变,成为了一个理性程度较高、价格波动性小但市场深度匮乏的衍生品市场,其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因此受损。可以说交易限制政策是以牺牲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功能为代价降低了波动性和投机水平。第二部分从波动演化特征角度出发,考察了交易限制前后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到期日效应特征的变化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交易限制规则实施前后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波动率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到期日效应,机制检验证实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交易限制规则的实施导致期货合约价格对受信息驱动的投机交易的敏感度发生了变化。本部分研究结果也为支持投机效应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第三部分聚焦于股指期货市场功能,从投资者行为角度入手,研究交易限制前后投资者情绪对沪深300股指期货风险管理能力和价格发现能力影响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是影响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运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影响监管政策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在没有严苛交易限制时,投资者情绪的提高会导致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波动率增大、买卖价差增大、价格对信息的反映速度降低,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功能同时受损;而在有交易限制的情境下,投资者情绪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市场波动率和买卖价差,促进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的发挥,但也会对其价格发现功能造成比之前更严重的负向冲击。第四部分从全局性视角出发,综合多角度因素构建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综合质量指标,实现了对股指期货市场运行水平的整体性评价,并对关键监管指标的合理运行范围进行了一定探索。研究发现,投机持仓限制放松导致股指期货市场质量遭受严重冲击,交易限制的实施虽然使其有所恢复,但从长期来看,市场质量仍未达到前期平均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监管角度出发探索市场相对活跃度和投机程度的合理运行范围,发现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质量与合约平均活跃度之间存在不对称的倒U型关系,而与合约平均投机水平之间则存在对称的倒U型关系。建议监管者在制定政策时应优先关注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活跃度变化,在保障其不低于0.25的同时控制合约平均投机水平不高于4。该研究将为我国监管者实现科学监管提供有效指引,同时也为未来针对金融市场质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整体性思路。总结来看,本文研究补充了现有关于投资者行为与股指期货市场表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在现有行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深化对投资者行为及其作用的理解,同时本文构建的股指期货市场综合质量指数也为未来针对金融市场质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整体性思路。从现实意义看,本文研究证实了股指期货市场中监管行为与投机交易行为的两面性,探究了监管政策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量化了市场综合质量,有助于股指期货期货市场监管者把握监管方向、监管时机与监管力度,为监管者实现科学监管、推动股指期货市场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