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位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之地,是历史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方城市。明朝北部严峻的边防形势和大同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发挥重要的军事防御职能。明廷重视并不断加强大同军事防御能力,终明一世,大同发挥着抵御蒙古,屏藩京师的作用。明中后期,大同军事职能演化出繁荣的商业环境。大同人口的增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商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粮饷供应体系中,屯政废弛,民运粮逐渐变为民运折纳银,纳银换引取代纳粮中盐,加之京运银,边饷额出现了以银两为主的格局。庞大的银两运到大同,不论是用于军需物资的集中采购还是发放给军士,饷银最终都通过商品交换流入市场,从而有力地带动了大同城市场的空前繁荣。货币投入的增加使得军士对商业市场的依赖加深。巨大的军事消费市场吸引着商人加入到边镇商业活动之中,商人的活跃使大同城市商业色彩更加浓厚。同时,明中后期北部边疆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大同城市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中后期俺答封贡,大同地区得以休兵止战,奠定了大同形成商贸汇聚中心的政治基础。“隆庆和议”的达成,蒙汉民族转入以互市为中心的经济交往,大同地区合法化的民族贸易在市口展开,繁荣的蒙汉贸易带动了大同商贸市场的活跃。庞大的军需和对蒙贸易需求的推动下,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凭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优势,大同成为商贸繁荣,商贾云集的塞北大邑。清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塞外蒙古族归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从而结束了内地与蒙古民族割据对峙的局面,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威胁解除。清代北部边境线扩展至喀尔喀蒙古一带,大同地区已经完全纳入清朝疆域的腹地之中,大同不再是边陲军事重镇,守卫边疆的军事防御职能减弱。清代大同变成为一座内陆城市,城市的军事性淡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商人群体得到扩充。随着旅蒙贸易的开禁和北方国际商路的拓展,大同成为晋商前往蒙古及俄罗斯贸易的运输中转站和物资补给站。贸易枢纽的商贸优势成为大同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因而大同在清代并未因军事消费市场和边境贸易特权的消失而走向衰落,凭借明后期以来的贸易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进而成为贸易繁荣的“北方商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