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摄影术逐渐传入中国。戊戌变法后，“美术”这一概念也被引入中国。民国时期，随着“美术摄影”的出现，摄影被纳入了美术的范畴。所以，摄影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一部分，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就不应该忽略民国“美术摄影”。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摄影艺术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直到1996年我们才拥有第一本中国艺术摄影史。2011年我们才拥有第一本中国艺术摄影通史。对于舒新城“美术摄影”的研究也只是出于简单介绍的程度。舒新城虽然不是第一个在中国推广“美术摄影”的人。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美术摄影”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舒新城形成了自己的“美术摄影”观念。与时下大型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的联系，使他有机会通过书籍出版宣扬自己的“美术摄影”观念，展示自己的“美术摄影”作品，见证1929年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上“美术摄影”的遭遇。研究舒新城的“美术摄影”观念和“美术摄影”实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梳理“美术摄影”的源流，更好地把握“美术摄影”的具体特征，还能帮助我们通过舒新城的“美术摄影”实践更加清晰地把握民国“美术摄影”的具体传播情况。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一手材料，以舒新城的摄影实践为线索，阐释了舒新城“美术摄影”观念的形成过程、舒新城在西湖博览会上的“美术摄影”实践以及其与中华书局开展的“美术摄影”书籍出版活动。以舒新城的这些“美术摄影”实践为线索，文章尝试着梳理了“美术摄影”这一概念的来源，总结了民国时期“美术摄影”传播的具体情况。从舒新城等人关于“美术摄影”的讨论以及舒新城参与的“美术摄影”传播实践中可以看出，民国“美术摄影”的传播和当时的新文化救国理想有关。科技虽然也影响了“美术摄影”在中国的传播，但只为“美术摄影”在中国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并不属于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无论是采取舒新城等人提倡的多样统一等西方形式准则，还是抛弃舒新城等人提倡的模糊原则都是出于文化救国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