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63年曾经报道: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理论之初,中共就意识到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认为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目的在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以暴力革命为特点的“十月革命”道路经验。然而,从苏共二十大报告原文和其他资料来看,这一理论既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否定武装斗争,而是苏共根据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所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苏共在二十大报告中将“和平过渡”摆在了与暴力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将过去长期曾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观点合法化,这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认知。中苏两党关于“和平过渡”的争论聚焦于通过何种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一问题中共在1956年已经解决。依据中苏两党共同的理论基础,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中共实行的政策等方面来看,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和平过渡”是曾保持默契的。实际上,在中苏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中共并不认为“和平过渡”理论内容是错误的,其所关注的是武装斗争与“和平过渡”二者的地位问题。中共一直认为武装斗争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遵循的法则,而“和平过渡”仅是存在于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苏共则更倾向于依据本国的需要来选择具体的策略。中苏两党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异正是构成双方分歧的关键。中共对于“和平过渡”的认知,并不像官方曾经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极其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仅在1956年,其态度就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共对于“和平过渡”表现出的是一种观望态度,而在赫鲁晓夫抛出斯大林问题之后,中共更加倾向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使中共日益质疑苏共领导国际共运的能力,这种自信与质疑深化了两党的分歧。毛泽东从强调“十月革命”道路、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经验入手质疑苏共的权威地位。中共宣传自身革命经验的行为也表明,双方关于“和平过渡”的分歧到中共八大前后已经开始走向对立。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似乎验证了中共对于世界局势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判断。中共开始重新评估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并将“和平过渡”上升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苏两党看待“和平过渡”的视角和争论的焦点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层面上,这使得双方的争论自始至终只能是自说自话,意见不可能得到统一。同时随着中共对苏共质疑的不断加深,这种本就无法弥合的分歧也就不断扩大。中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层面分歧的出现和扩大导致的是双边关系产生裂痕并最终走向军事对抗的悲剧。中苏关系在1956年处于“蜜月期”,然而这种亲密到1956年底已经因为双方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而“风波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