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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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者之间的衔接。行刑衔接的完善不仅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内容之一。鉴于行刑衔接机制最初是为规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而构建,而证券违法领域中内幕交易案件的行刑衔接问题较为突出,故以该类案件为切入点,发现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技术方案。本文首先对行刑衔接的一般性法理问题进行文献梳理,为研究奠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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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者之间的衔接。行刑衔接的完善不仅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内容之一。鉴于行刑衔接机制最初是为规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而构建,而证券违法领域中内幕交易案件的行刑衔接问题较为突出,故以该类案件为切入点,发现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技术方案。本文首先对行刑衔接的一般性法理问题进行文献梳理,为研究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然后,从构成要件、犯罪性质两个角度对内幕交易进行细致剖析,总结得出内幕交易行政违法行为进阶为刑事犯罪关键在于对法益侵害程度(即“情节严重”标准)的衡量。为准确把握内幕交易犯罪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本文选取2007-2019年证监会出具的325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法院业已判决生效的64份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样本,进行量化实证研究。实证发现,证券成交额、获利数额、收益率、交易规模、内幕信息的重大性等客观事实对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有实质性的影响。在一线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集体智慧的指导下,对内幕交易立案追诉标准和入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重构,以期弥合行刑衔接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鸿沟。具体而言,对现行标准中证券交易成交额、获利或者规避损失金额的数额标准进行调增,并对交易次数进行调减;另外,将其他可量化的内幕交易行为特征(如收益率、交易规模)和证券市场表现(如内幕信息公开后股票涨跌情况)纳入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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