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难以为继。中国急需从“以投资拉动”向“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变。然而,当前中国创新的状况并不理想。虽然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且创新产出的质量和效果堪忧。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提高创新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水平以驱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由于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创新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税政策。中国的财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对提升当前财税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总结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等全新视角,从“税（收）”、“财（支）”、“政策（改革）”三个层面入手,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提出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说。最后,本文搜集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合适的现代微观计量方法,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税”上看,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上的异质性。总体上看,税收激励（降低有效平均税率）不仅显著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还提高了专利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但税收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只集中体现在成熟期企业上,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现行税制难以惠及利润水平较低的成长和衰退期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投资策略和研发策略间的相互替代,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异质性检验则表明,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成熟期的非国有、高科技、制造业、非垄断行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而对其余类别企业无显著影响。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了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第二、从“财”上看,政府给予企业的研发补贴虽然提高了企业创新的产出水平,但仅激励了企业进行“策略性创新”,未起到促进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的作用。具体来说,总体上,研发补贴的确提高了企业专利的总申请数和在样本期内得到授权的总专利数（以下简称“授权数”）,但该作用仅集中体现在实用新型专利上,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作用不显著。这说明研发补贴未能起到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分样本结果显示,研发补贴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和信息透明度低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对其余类别企业的各项专利数均无显著影响。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与研发补贴的具体形式、被补贴企业的行业属性和融资约束状况有关。政府采用确定性和目的性更强的项目型补贴形式、对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更强的高科技行业和内源性融资约束更小的企业进行补贴,能有效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即发明专利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实用新型专利虽然对企业获得金融贷款和商业信用没有帮助,但却能向资本市场发送“信号”,吸引投资方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因此获得更多权益性融资。第三、从“政策”上看,“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作用,但却没有因此带来总体上创新效果的提升。具体来说,“营改增”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无形资产强度分别显著增加了 0.001和0.003个单位,但对企业的总专利和各项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总数有轻微的负面作用,表明“营改增”后企业从“自主研发”到“向外购买”创新方式的转变。从创新的效果来看,总体上,“营改增”并未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产生显著作用。分样本的结果显示,“营改增”对民营企业、率先进行营改增的“1+6”行业和位于“上海+八省市”区域的企业、服务业企业的TFP的正向促进作用比其余类别企业更大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营改增”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与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和产业关联度有关。“营改增”减税增利的政策红利被市场垄断势力更强的企业通过改变销售价格“攫取”,导致垄断势力不足的企业未能从“营改增”中获得TFP的改善。此外,“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与上游产业增值税关联度高企业的一体化程度,推动了企业间的分工,从而有利于这部分企业TFP的提升。但对与上游产业增值税关联度低的企业,“营改增”对TFP的促进作用则较小。上述研究结论说明,中国的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还未达到最优状况,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据此,本文就如何完善当前财税制度、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