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戏剧这一体裁的复杂性要求跨学科的解读。与参加公民大会一样,观看戏剧表演是与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诗人根据现实的图景使观众看到潜藏于城邦中可怖的危险。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张力,比如掩埋尸体的权利,技艺与虔敬的冲突等,反映在戏剧形式里,制造了大量的含混和反讽。这些模糊的指涉,恰恰是自黑格尔以后以二元划分为特点的诸多理论所无法触及的。柏拉图把审慎定义为对快乐、欲望的控制和调和。作为一种政治德性,审慎调节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抵制一种支配性的政治权利结构,另一方面也警惕个人爱欲对政治边界的僭越。安提戈涅和克瑞翁既代表截然不同的精神品质,又微妙地彼此形成呼应。一位是荷马式的女英雄,一个则要求绝对服从。安提戈涅使观众看到,追求虔敬和正义不仅意味着对家庭忠诚;而克瑞翁的溃败则源自于其排他性的政治原则以及僭主式的一意孤行。安提戈涅的毁灭和克瑞翁的垮台作为一种舞台形式,教育了观众审慎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的解读中,安提戈涅常常作为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代言人出现。这样的误读既忽略了雅典诗教传统中对“肆心”的警戒,也无视安提戈涅本身复杂的、超越于性别划分之外的属性。要想消解种种误读,回到戏剧本身,这需要结合政治、哲学、人类学等多个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