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在我国法院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一方面,人民法庭深入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人民法庭也是国家与社会展开对话、进行互动的场合,国家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错综复杂,往往在人民法庭得到更为直接、生动、鲜明的反映和体现。现有的研究主要在乡村司法的脉络下展开,它们将人民法庭视为解决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手段,极力描绘和呈现人民法庭如何与其他基层组织密切合作,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际上,这类研究只是借助人民法庭制度探讨乡村治理问题,它们着重关注乡村社会环境对人民法庭行为的塑造,却很少讨论人民法庭制度的内在逻辑以及人民法庭组织的运作机理。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套全新的解释框架,从组织的角度重新诠释人民法庭的日常运行。只有打开人民法庭组织运作的“黑箱”,破解人民法庭运行规律的“密码”,我们才能切实地让人民法庭的制度优势转换成治理效能。本文通过对柳镇人民法庭的个案分析,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人民法庭组织运行的解释框架。引论在提出问题和评述研究后,论述了个案研究的可行性,并且详细介绍了柳镇法庭的基本情况。除引论和结论外,本文分为四章,每章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章梳理人民法庭制度的演进历史,发掘人民法庭制度演进的特点,呈现人民法庭组织运作所依循的制度框架。以历史时期为线索,人民法庭的制度演进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人民法庭、改革开放后的人民法庭、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人民法庭。改革开放前的人民法庭经历了从临时性机构向常设性机构的转换,之后两个阶段的人民法庭都是常设性机构,制度演进表现为职能定位的调整。以司法权的内在逻辑为依据,人民法庭的制度演进呈现出如下规律:从临时性机构到常设性机构的转变,并不是人民法庭的制度演进中的断裂,它们在司法权的社会控制功能上保持着延续性。临时性的人民法庭虽然是群众运动中的专政机关,但它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司法权的全幅展开;常设性的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虽然获得了司法机构的身份,但在实际运行中,它的职能定位始终在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摆荡。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柳镇法庭日常运行的个案研究。第二章分析柳镇法庭的组织管理。在人事激励上,人民法庭的任职经历被列为法官职级晋升的“加分项”,为基层法官前往人民法庭轮岗或挂职锻炼提供动力。但是,由于这套机制给予法庭庭长和其他法官不同对待,柳镇法庭的法官形成了不同的职业追求:庭长以职位升迁为目标,其他法官偏好相对轻松的工作环境。在组织构成上,组建审判团队是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构筑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实现“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但是,在人民法庭组建审判团队反而增加了法庭的管理层级,改变了法庭的权威结构。其他法官因为掌握充分的案件信息,获得了对法庭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庭长凭借其正式地位,握有形式控制权。在日常工作中,两种权威可以和谐相处。但是,当西区法院布置的工作任务超过柳镇法庭的正常负荷,庭长为了获得其他法官的支持与配合,只能对他们变通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予以默许。第三章分析柳镇法庭的司法裁判。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柳镇法庭的法官采用了不同的办案策略。在简单案件中,法官通过施展当事人控制机制,防止当事人情绪激化,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面对疑难案件,法官采用“裁判试验”的方法,降低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通过“否定受案资格”,避免依法做出的裁判与现行政策相龃龉。对于事实难以查明的疑难案件,柳镇法庭的法官自发组织专业法官会议,建立起集体化协商机制,集思广益,尽可能降低案件的改判发回重审率。相较于法条主义或者法律实用主义的裁判方法要求法官致力于法的实施,柳镇法庭的司法行为更加注重案件中可能隐藏的风险或麻烦,并且以规避、分散甚至消除这些风险为主要目标。第四章提出“职能耗散”的概念,解释柳镇法庭的日常运行。人民法庭的基本职能是实施法律,它彰显了人民法庭的内在价值。一方面,通过司法过程使法律规范回归社会,实现法律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将法律与社会的适应状况反馈给立法者和决策者,促进国家调整决策或者进行改革。任何偏离基本职能的组织行为都将减损人民法庭的内在价值,导致人民法庭的职能耗散。柳镇法庭以风险分散取代法律实施,作为司法行为的目标,构成了司法裁判中的职能耗散;变通执行基层法院布置的绩效考核任务,妨碍办案信息的有效传递,造成了组织管理中的职能耗散。职能耗散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误以为人民法庭的基本职能是纠纷解决。于是,块块协同治理机制模糊了人民法庭和其他纠纷解决组织的差异,并且要求人民法庭片面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法院系统也过于重视结案率,从而加重了人民法庭的工作负荷。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分散风险和变通执行成为了合乎理性的选择,人民法庭的职能耗散也将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