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和文体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文旨在研究这一时期文体发展的实际脉络和文体变迁的机制，重点针对骚体、赋体、乐府、诗歌四种文体展开。经过分析论证，笔者得出以下一些认识:　　文体首先是一定体制规范所规定的文本集合，因此文体变迁首先是在体制层面。新文体形成的过程，先是通过文学内部的创新机制产生出新的体制元素，然后通过作家群体创作精力、创造力的定向投射，对处于雏形的新文体踵事增华，形成新体制元素向新文体规则的转变。新文体的发生往往是多源性的，发展方向也存在多种可能，但最终新文体的形成路径是具体、明确的，不是所有处于源头的文体形式提供大致平均的体制因素而形成新文体，而是必然有一种或几种文体形式对新文体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由它或它们规定了文体变迁的路径，而其他文体的体制手法围绕形成路径的核心体制手法发挥作用，帮助文体完型。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文化对新体制元素向新文体规则发展做出定向筛选。由于文体具有社会话语性，它的兴衰往往同文体地位的高低相联系，而文体地位的高低又常常是其审美功能、社会功能与社会文化需要之间的适配程度所决定的。在新文体从可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吸引作家的创作精力投入，使新文体能沿着一定的路径（趋势）发展，因此，文体创作的兴衰与文体变迁形成了直接的联系，也因此文体的体制变迁同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但社会—文化的作用只是选择文体变迁的路径，推动文体实现转变，它本身并不产生新文体因素的可能。　　文体的话语性还体现在强势文体对弱势文体的体制侵入上，体制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文体间的体制交流，而这种交流不是对等的，一般是边缘文体向主流文体的靠拢。主流文体总能更多地集聚作家们的关注和精力投入，而边缘文体为了求得发展不得不向主流文体的体制靠拢。文体地位的差别是社会群体对其认同程度不同造成的，而认同程度的区别又正是历史—文化对不同文体的需要带来的。　　另外，文体不仅是由具体体制规定的文本集合，它还是人们文体认知观念的结果。分类体系的建立除了依靠现实的形态依据外，也有很多主观因素。因此，文体变迁不仅是一个体制变迁或兴衰的问题，它也同文体观念的建立与发展攸戚相关。本文也探讨了文体观念对文体变迁的影响。有时是文体分类观念的发展改变了文体的分类谱系，有时是文体认知结果牵引了文体的变化，这其中的关联十分微妙，笔者尽力对此做出分析，目的是改变目前文体研究对文体作为分类观念这一性质的忽视，但也只是一种尝试。　　以往文体研究的视角，大都出于对“文体”概念某一侧面的理解，或者是文体的体制构成，或者是文体的社会话语身份，或者是文体的分类认知，本文则试图将文体这三方面性质结合为一个整体，以此考察文体变迁及其机制问题。然而，通过本文的写作，笔者认识到:文体的多面性与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存在着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