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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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目前,高达25%的人群处于病毒感染（Viral hepatitis）、酒精性（Alcoholic hepatitis）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等。肝脏疾病所引起的终末器官衰竭导致的死亡人数日益增加,多数情况下,肝移植（Liver translation）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肝脏脂肪变性、供体年龄、器官缺血时间和器官自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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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目前,高达25%的人群处于病毒感染（Viral hepatitis）、酒精性（Alcoholic hepatitis）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等。肝脏疾病所引起的终末器官衰竭导致的死亡人数日益增加,多数情况下,肝移植（Liver translation）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肝脏脂肪变性、供体年龄、器官缺血时间和器官自我恢复能力等都是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发生的潜在危险因素。具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供肝则被贴上了“边缘”的标签。由于供体器官的短缺以及等待肝移植时患者死亡率的升高,这些边缘型供体器官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肝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障碍以及胆道并发症的几率也随之增加。胆汁是肝脏代谢的重要产物之一,可从另一方面反应肝细胞的状态,随着胆汁蛋白组学技术不断进步,胆汁中组成成分如细胞因子,有望成为肝移植术后判断移植物存活状态及术后并发症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目前,我国大多数肝移植都放置胆汁引流管,在肝移植术后2小时内即可得到患者胆汁。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及时发现移植肝脏早期损伤,探讨胆汁中潜在的肝损伤标志物,及胆汁中细胞因子对肝移植术后肝损伤的预测价值。材料与方法:选取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8年1月-2018年12月收治的16例原位肝移植患者。根据术后第1天ALT水平分的不同为轻度肝损伤组（ALT<500 U/L,10例）和重度肝损伤组（ALT>500 U/L,6例）。收集两组患者肝移植术后胆汁引流管中第1、3、5、7天的胆汁,应用MILLIPLEX（?）高通量多因子检测技术测定胆汁中17种细胞因子水平（Fractalkine、sCD40L、IL-4、IP-10、MIP-α、MDC、FGF-2、IL-1β、IL-2、IL-17A、IFN-γ、VEGF、G-CSF、IL-15、IL-8、IL-6、TGF-α）。在R语言软件中,对胆汁中细胞因子和临床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并对胆汁细胞因子进行GO富集分析（Gene ontology）。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对临床指标与胆汁细胞因子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分析评估胆汁中细胞因子及临床相关指标对肝移植术后肝损伤的预测价值。结果:术后第1天,与轻度肝损伤组相比,重度肝损伤组胆汁中的细胞因子Fractalkine（Z=-2.828,P=0.003）、sCD40L（Z=-2.850,P=0.008）、IL-4（Z=-2.398,P=0.017）、IP-10（Z=-2.475,P=0.023）和MIP-1α（Z=-1.844,P=0.043）表达水平更高,且均有统计学差异。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肝移植术后第1天,AST、ALT和LDH分别与胆汁中多种细胞因子呈正相关（P值均<0.05）。Fractalkine、sCD40L、IL-4、IP-10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33（0.812～1.000）、0.833（0.589～1.000）、0.858（0.623～1.000）、0.850（0.655～1.000）,提示术后第1天胆汁中Fractalkine、sCD40L、IL-4和IP-10水平对肝移植术后肝损伤程度有明显预测价值。PCA结果显示,肝移植术后第1天胆汁中细胞因子结合临床指标可以将肝移植术后轻度与重度肝损伤患者较好地进行区分。GO分析结果表明,胆汁中细胞因子与外部刺激的正反馈调节、细胞趋化性、受体配体活性、细胞因子活性、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相关。结论:肝移植术后第1天胆汁中Fractalkine、sCD40L、IL-4、IP-10和MIP-1α的水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肝损伤水平,胆汁中Fractalkine、sCD40L、IL-4和IP-10可能是提示肝移植术后肝损伤潜在的标志物,细胞因子联合临床指标能更好的预测肝移植术后肝损伤的程度,并为预测肝移植患者术后肝损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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