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弥补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缺陷，描述性翻译理论作为一支新兴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作为本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描述性翻译理论框架下提出了翻译规范论。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被引进中国的，一经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本论文以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理论基础来对比研究该作品的两个汉译本及其背后的翻译规范。　　本文选取了发表于1981年丁钟华、袁棣华的译本和发表于2001年的周克希，俞步凡的译本，以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理论基础对两个中译本背后的翻译规范进行研究。图里进一步将其翻译规范论分为元规范、预先规范及操作规范三大次规范。从元规范角度来讲，丁和袁的译本具有充分性因其在内容和风格上更加倾向于原文文本及其文化；而周和俞的译本则具有可接受性，因其更加倾向于目标语文化。图里将预先规范进一步分为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翻译政策制约影响译本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受欢迎程度，而翻译的直接性则关系着两译文是否直接从原文译出。操作规范则又可分为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属于翻译行为的微观抉择，一般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使用的具体的翻译技巧。母体规范影响两译本的译者对篇章分布的抉择，而篇章语言规范则制约着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比分析法及定性分析法，通过选取两译本当中一些典型的例子并紧密结合原文，以图里翻译规范论的三个次规范为理论支撑进行对比分析。　　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更加注重译文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本研究认为，丁钟华、袁棣华的译本和周克希、俞步凡的译本差别甚大。因丁袁的译本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而周俞的译本发表于21世纪初，社会文化各方面更加进步、开放，而不同的时代背景会进一步制约其译者所采取得具体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