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非流通股即大多为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可上市交易,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方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因为一般观点认为,以股权为质押标的时,质权的效力并不涵盖股东的全部权利,而只限于其中的财产权利,提供资金的质权人只拥有财产收益权等权利,归属于股东的公司重大决策经营管理权等非财产权利并不会随着质押行为的发生而转移。根据Wind数据,截至2019年12月10日,市场质押股数5862.16亿股,占总股本8.74%,市场质押市值为44667.01亿元,其中,大股东质押股数5950.4亿股,占其持股比例为21.13%。高热度的股权质押业务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纠纷。作为股权质押的质权人,有多家证券公司因质押业务不善计提资产减值,以太平洋证券为例,其公告提及,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中涉及商赢环球、胜利精密等九只股票质押式业务,总金额达9.47亿元。据wind数据显示,2019年至6月初,券商手中未解除质押的股票市值总计3229.37亿元,其中,15家券商未解押股份市值超过50亿元,质押规模前十家的券商们持有未解押股票市值达2069.13亿元。兴业证券与中珠集团、长生生物的法律诉讼一时颇引人注目。股权质押行为究竟是如何与经济纠纷产生联系的呢?从经济新闻表述来看,一个简单猜想是:或是为了公司发展补充资金,或是实际控制人的自私逐利行为,股权质押行为发生后,市场应声而动,股价波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为了使股价远离警戒线和平仓线,降低无法偿债的风险和规避潜在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股东有动机进行信息披露的策略和时机抉择,而这种“主观能动”会影响到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即时性,不管这种“主观能动”的市场效果是什么,本质上都损害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标准,即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在此处引入是比较突兀的,但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信息传播者和加工者,对公司行为起到非法制的监督作用,初步猜想,若媒体对公司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呢?本文选择的样本是深交所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探讨媒体关注在股权质押行为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的作用,实证后发现,（1）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会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这种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2）大股东股权质押率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同样,这种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3）媒体关注能够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反向作用。本文从媒体的视角,探讨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并按产权性质分组讨论,发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