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一些儒者出于儒家立场，不断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采用思想史与学术史、文献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视角，具体分析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儒者对老子思想的种种批评，以及当时不同身份的其他解《老》人士对这些批评的回应，籍此揭示影响宋代老学发展的因素，反思宋儒对老子思想的偏见与批评，探讨儒、道思想之间的深层关系。
　　基于儒家立场，一些北宋儒者往往视老子为异端。他们指责老子的“绝仁弃义”之说为乱政亡国之言，称老子的清静无为是一切因任自然、无所作为，根本无法用于治国。至于老子的贵身轻名思想，则被斥为独善其身、不顾国家社会之论。而其物极必反思想，也被冠以阴谋权术之名。同时，一些理学家还对老子的道论进行了批评。他们之所以批评老子，除了因为儒、道两家在修身、治国理念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老子对儒家伦理有所非议外，还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范仲淹对老子贵身轻名思想的批评就与回应吕夷简的指责有关，苏轼、程颐非议老子则与反对王安石变法密切联系。面对当时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陈景元、苏辙、宋徽宗等人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多认为老子之道中包含儒家伦理，儒、道思想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而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目的是矫正时弊;老子的无为也不是因循放任、无所作为，而是无心而为、自然而为;至于老子“将欲翕之，必固张之”之语，意在强调见微知着，其并非阴谋权术。需要注意的是，在回应非老思想的过程中，宋徽宗并没有将老子的无为注解成无所作为。
　　不过，南宋一些儒者并不认同北宋老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其中，一些理学家认为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其原因在于老子以无论道，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与道的一致性。还有一些儒者指责老子此语有矫枉过正之弊。在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南宋儒者仍然坚持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的无为即纯任自然、无所事事之意。并且，其中的一些儒者还从公私之心、天理人欲、道德教化等方面历陈孔、老之异。在他们看来，尽管孔子和老子都讲无为，但是孔子主张无为是出于公心，老子却出于自利之心;孔子主张节制、引导人欲，老子却强调禁止人欲;孔子重视休养生息的同时，还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老子则忽视道德教化。这些差别，使孔、老之无为有着天壤之别，二者并不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面对宋儒的非老思想，南宋一些《老子》注解者在继承北宋老学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老子之无为并不是要摒弃儒家伦理，不用礼乐刑政。他们继续强调老子无为思想中的有为因素，以突出孔、老无为思想的共性。为说明这一点，他们一方面肯定文景之治来说明老子学说之功效，另一方面批评魏晋清谈之士没有真正理解老子，以此来为老子思想辩护。在修身论上，南宋《老子》注解者认为老子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养生思想并非长生方术。他们声称，老子之所以让人节制欲望，是希望人们精神上宁静自然，与道合真。至于以德报怨，其含义是用道的视角看待怨恨，从而超越怨恨，不要冤冤相报。在道论上，南宋老学则继承了北宋老学的观点，继续强调老子之道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仁义礼智。针对老子的“一生二”之语，一些《老子》注解者依然认为它是在讲道生阴阳二气，道气关系正体现了老子道论的玄妙之处。
　　处于强势话语系统中的儒者对老子思想的非议，促使当时的《老子》注解者必须对此进行回应。可以说，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另外，相当一部分宋儒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的，他们并没有对老子学说完全否定，他们对老子思想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历史现象启示我们，对一种思想学说而言，其能够有所发展，离不开来自其他学说的批评。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要重视重视思想间的矛盾与冲突。另外，一些思想家虽然宣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与看法可能是冲突的、矛盾的。对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不应回避，而应加以历史地、整体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