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着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出台了大量贫困治理政策,逐步构建起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2020年末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获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脱贫攻坚期间完备的政策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宝贵且丰富的经验。脱贫攻坚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脱贫攻坚战获得胜利后,设立5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要做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及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主要的帮扶政策在总体上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的优化和调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层面的农村贫困治理政策进行研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及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6个阶段的中央层面的226份农村贫困治理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农村贫困治理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搜集整理相关研究发现,以往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中,构建的分析框架大多是二维的分析框架,从政策工具维度以及政策目标维度展开分析,本文创新性地加入了政策主题特征维度,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主题特征三维分析框架,在政策工具维度借鉴Roy Rothwell和Walter Zegveld的做法,将农村贫困治理政策工具划分为三大类,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参考相关研究结合政策文本内容将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具体分类,将供给型政策工具划分为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信息科技、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将环境型政策工具划分为策略性措施、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管制以及税收优惠,将需求型政策工具划分为市场塑造、国际交流、政府购买以及政府采购。在政策目标维度依据政策的目标价值将农村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具体划分为社会保障、能力提升和社会参与三类。除政策工具维度和政策目标维度外,还增加了政策主题特征维度。在政策工具维度将供给型、环境型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作为一级节点,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5种具体类别,环境型政策工具的5种具体类别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的4种具体类别分别作为二级节点,共设置3个一级节点,14个二级节点。在政策目标维度,将社会保障、能力提升、社会参与分别作为一级节点。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节点利用Nvivo11plus在政策工具维度和政策目标维度上分别对政策文本编码。在政策文本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年度颁布数量和颁布主体的描述性分析,然后基于编码结果分别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层面进行了整体性和阶段性的分析。在主题特征维度运用ROSTcm6的词频分析功能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分词后的词频查询并绘制了主题词语义网络图。最后,在政策工具维度和政策目标维度交叉分析基础上加入主题特征维度进行三位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三种政策工具在中央层面的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中均有体现,但是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均衡,存在使用过溢及使用不足的情况,侧重使用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不足,三种政策工具具体类别的使用也不均衡,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策略性措施使用过溢,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重人才培养和信息科技,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各项政策工具具体类别严重失衡。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度不足,政策的高频主题词与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相符合。在政策文本分析后,提出了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首先总结了脱贫攻坚过程中政策设计带来的启示:一是要优化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适度减少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二是要提高政策工具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匹配度,除此之外,还要注意政策文本高频主题词所反映出来的政策主题特征情况;其次梳理了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理念目标相连,体制机制相通,二者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延续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最后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要提高政策主体间的协同度,其次要注意政策工具使用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出现某种政策工具使用过溢而其他政策工具使用很少,从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最后要注意政策工具的匹配度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