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中老年女性就业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不断推进，家庭儿童照料负担也将相应加重，而家庭儿童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就是作为祖母的中老年女性。因此，研究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不仅完善了劳动经济学对于女性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为如何制定政策挖掘中老年女性的劳动供给潜力、完善养老退休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1）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2）隔代照料对于不同居住地类型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异质性；（3）隔代照料对于不同世代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异质性。基于时间配置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以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假设：（1）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有负面影响；（2）隔代照料对农村地区的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城镇地区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3）隔代照料对195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小，隔代照料对于196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大。并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CHARLS数据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基于Ols模型、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负面影响。就劳动参与而言，提供隔代照料会降低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率3%，隔代照料时间每增加一百小时，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下降0.1%。就劳动时间而言，提供隔代照料会减少中老年女性年劳动时间171.9小时，隔代照料时间每增加一百小时，中老年女性年劳动时间减少3.4小时。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城乡以及世代差异。在分居住地类型的回归中，发现隔代照料对于城市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大于对农村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但隔代照料对城市中老年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与对农村中老年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基本相同。在分世代的回归中，发现隔代照料对于1960年以后出生的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大，对于1950年以前出生的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小。考虑到隔代照料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社区层面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实证检验隔代照料的内生性，结果发现并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劳动时间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并不存在样本选择问题。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尽快构建公共照料服务体系，加强对于正式照料人员的培养，制定针对非正式照料人员灵活就业的政策。以既满足家庭儿童照料需求，又有利于中老年女性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了隔代照料对于不同居住地类型和不同世代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