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崛起，中国文化也日渐重返世界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以古代诗歌为代表的中华语言文字遗产也逐步走入了世界的兴趣中心，社会和学界对中国古诗歌译介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与日俱增，中国古诗歌的译介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因诗歌翻译，尤其是中国古诗歌翻译在译界公认的难度和一些历史原因，其理论层面的探索一直乏人问津；缺乏理论统领必然导致中国古诗歌的译介工作缺乏标准和系统，丧失必要的向心力和应有的前进方向，许多翻译家和译者对此领域做出的有益探索和积累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收集，整理，总结和传承；中国古诗翻译领域区别于其他翻译领域的特殊原则和规律也得不到系统和科学的认识；这使得当下中国古诗翻译领域的译介工作仍基本处于杂乱无序，前进无方的混沌状态，对其实践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构成障碍和挑战；因此，中国古诗英译技巧的梳理和萃取，理论的发掘和探索迫在眉睫。写作本论文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西方语言学和文化两大翻译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尤金·奈达和苏珊·巴斯内特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古诗歌翻译的要素、规则和策略各层面展开以文化为主要视角的透析，以期为古诗英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略尽绵薄之力。 宏观上，我们研究本文所涉两大理论于翻译文化因素的态度和作用，其最终目的显然并不是就事论事的去探究两大派系理论的功用得失。既然译界已经清醒的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古诗英译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所做讨论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要博两家之长，为我们的翻译实践，特别是本文所涉古诗英译之实践探究一条行之有效，合身实用的文化翻译准则。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分析和比较，肯定了巴斯内特所倡导的文化翻译观及其策略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上的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也指出奈达理论(尤其是读者反映论)在文化上的单极主义和策略上的单边主义倾向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并非是要说明奈达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已经过时和一无是处；相反，巴斯内特及其同僚有关文化翻译理论方面的创造性贡献虽然居功甚伟，但也绝非无可挑剔。如实而言，尽管缺乏对文化平等主义的足够关照，奈达建立在较成熟的语言学理论基石上的译论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较为完备的翻译策略规范；毋庸置疑，即便是在今天，这些理论和指导原则对翻译活动中语言层面上的分析仍是十分有力和不可或缺的；其广泛应用也为我们科学和客观的评价翻译作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巴斯内特的译论在翻译的文化建构上虽有突破性的重大贡献，但其理论体系尚不完备，翻译策略和规则方面的探索仍流于空洞，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客观可评的参照标准，翻译的文化转向仍然任重道远。实际上，在任何学科的发展史上，一种理论、一种潮流替代另一种理论和潮流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否认其前任的合理性；理论研究总是在批判的继承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一路向前。翻译科学也不例外。正如本文题目中所指，我们探究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都应秉持全面客观、科学辨证的学术态度。因此，将两大学派理论的合理内核紧密结合起来…肯定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的前瞻性和方向性，同时又从奈达翻译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中汲取营养；提倡巴斯内特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观对传统威权主义翻译观的叛逆和反抗精神，又适当兼顾奈达对接受语文化的关照；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以古诗英译为代表的文学翻译中)，既践行对异质文化的高度尊重，又力促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融合…才是我们从事翻译理论探索的明智之举，也是唯一有前途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结构上，本论文共分五章。除介绍和结论部分外，其他三章分别从尤金·奈达和苏珊·巴斯内特两大翻译理论宏观要素上的差异性、文化观上的差异性，及其有代表性的诗歌翻译观三方面做出分析，提出观点，展开论述。全文遵循“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细致严谨，真实原创”的原则，依照“分类列举，集中立论，文化切入，技巧输出”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从奈达和巴斯内特理论的对比视角上对中国古诗英译做规律性探索和策略性总结，并试以实例佐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