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荡和军事政变是后殖民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要社会现象,而在西非地区,政变的威胁尤为严重,该地区由此获得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称号——“军事政变和政治动荡的温床”。麦高恩指出,在1960至2004年间,西非十六个国家经历了包括七场内战和八十二场政变在内的各类政治冲突,其中有四十四场获得成功,其余四十三场都以血腥的失败告终。英法对非洲东部和西部的瓜分削弱了当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但在这种局面结束之后,违宪政变发生的频率有所下降。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政府不合宪法的更迭和“宪政危机”重新抬头,并在非洲大陆的政治空间持续蔓延开来。在2005年和2008年的毛里塔尼亚、2008年的几内亚、2010年的尼日尔,2012年和2020年的马里、2013年的中非共和国、2003年和2012年的几内亚比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对于政治稳定造成了顽固的威胁,削弱了民主化的努力而后激起叛乱。政变重新抬头的现实问题在政治学界仍是未解之谜,因此有必要考察军事干预是如何以及为何长期使得西非地区不堪其扰,尤其是在西非的法语国家,例如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比绍和毛里塔尼亚。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西非法语国家政变频发,而在西非英语国家却并非如此呢?这些因素能否解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非地区政变广泛发生的现象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将该地区的国家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两类,一分为二加以考察,因为一直以来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历程截然不同。因此,有必要对非洲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的历史发展如何在该地区诱发政变进行全面考察。另外,也有必要研究制度,例如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和各类组织在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政变产生中的作用。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在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造成政变的因素来评估西非地区的军事干涉现象。本文运用对比分析法,重点评估了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的制度、经济和外部因素。另外,本文同时考察了政体类型和身份政治对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政变产生的影响。本文还运用了历史制度分析法考察了造成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军事干涉的因素。历史制度分析法考察了诸如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和各类组织在内的制度在塑造行为上的作用,而非考察那些参与决策制定和做出战略行为的人。另外,历史制度分析法旨在通过理解个人、情景和制度在决策场域中的互动来解释政治结果。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的效用源于它将制度视为一系列共同的理解,以及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集体持有的规范和组织如何界定适当的行为,塑造行为者的身份,并影响行为者的利益。本文的中心论点是西非政变的泛滥和一系列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和该国是英语国家还是法语国家有关。由于殖民导致的制度性差别也是导致西非地区政变的原因。制度中的身份因素以及制度布局是西非英语国家发生政变的主要因素;而制度权力的集中特性是西非法语国家政变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西非政变的泛滥和该地区的系统性贫困有关,该地区在人类发展指数上远远落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这是因为在使用和控制自然资源收益和经济租金方面采取了“零和博弈”的做法,博弈双方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然而,经济因素导致的政变在法语国家比英语国家更明显,因为前者的经济状况更差,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4%,而英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5.4%。本文为定性研究,并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导致西非地区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军事干涉的因素。本文为完成研究目标既运用了一手数据,也运用了二手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二手数据库数据的同时,也对比约恩科夫和罗德（Bj（?）rnskov and Rode）数据库的开源数据进行了分析。本文也考察了西非国家二十一世纪发生政变的趋势。在制度层面,本文认为制度的脆弱性为政变创造了可能的环境。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西非法语国家都是弱政治制度和强个人领导的结合,因此形成了不易打破的政治动荡的循环。本文指出,政治动荡在长期内会造成腐败现象。由于军政府极易滋生腐败,整个国家也会陷入腐败,这会使政变在国家中“流行”起来。本文也提供了有关西非法语区国家中存在的政变偏执感和政权不安全感的相关论据。这在制度手段上表现为军政府重新制定了一系列“反政变”的政策,防止国家机构内外的组织通过政变夺权。这些策略包括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分化为相互竞争的组织,并在军队之外设置准军事组织,这样不仅可以从结构上为政变设置障碍,并且可以人为地在掌握武力的机构中形成制衡。通过对比约恩科夫和罗德（Bj（?）rnskov and Rode）综合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本文发现政变和军权对政治的介入的根源在于法国此前的殖民统治。由于主要的制度性变化是发生在内战和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本文发现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制度变迁十分突然的。这是因为1946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建国宪法默许了所有的法属殖民地在二战后可以向巴黎的法国国会选举领导人。然而,1956年法国海外领地根本法（Loi-cadre Defferre）的改革使得西非法语国家通过建立国家机构和相关进程迅速摆脱殖民统治。在社会经济层面,本文的研究发现在西非法语国家中,种族划分成为了塑造归属感的工具。这会导致那些注定被视为“他者”的人在政治语境中被看作是入侵者。和英国殖民者将殖民地视为附庸国的做法不同,西非法语国家的建立一开始便在制度上作为辅助法国城市发展的飞地而存在。因此,它们变成了严重依赖法国公司开采资源的经济体。和法国不同,英国所追求的是一条不同的制度化道路。英国将每个殖民地都看作独立的个体。另外,在一些殖民地中,例如加纳,国家机构的建设甚至开始得更早。西非英语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它们无法形成一种文武关系,以使军权在政治阶层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西非英语国家有更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更健全的公共管理机制,它们仍然无法孕育和谐的文武关系,如果这一目标可以达成的话,西非英语国家便不会再出现政变。本文还论证了西非英语国家民主化的失败的原因在于殖民地管理中种族问题的制度化而非工具化（正如在法国的例子中所见）,以及后殖民政权无法将殖民手段转化为间接的统治。因此,本文发现在非洲实现平等主义和民主化诉求的主要障碍在于殖民统治在结构上的遗留下的间接统治,以及对本土统治机制的运用。另外,通过还原把非洲不断推向冲突的图景,本文发现种族派系和族群之间针对政治优势和经济资源的竞争、对更广泛的优势的争取、不同种族宗教群体之间对不平等的认知是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西非英语国家中,族群之间的冲突和意图将成为后殖民时期该地区主要的军事干预形态,并成为后殖民时期西非英语国家中统治集团变迁的典型根源便不足为奇,约占百分之六十。另外,西非国家的个人统治往往会造成个人主义的独裁政权。这种个人政权往往会促使精英阶层关注自身的优势地位,并进行联合以防统治者置其于不利。就这一点而言,精英阶层往往会暗中加强联络,并建立类武装力量。麦克布赖德指出,在西非个人统治机制中,军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贪欲,以及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便可以从中汲取利益。西非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获得成功的政变数量最多。在这一时期,39例政变中有69%通过军事干预成功颠覆了一大批已建立的政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大批成功的和未成功的军事政变,这期间军事政变的失败率（69%）超过了成功率。这是由于西非国家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获得了独立,因此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强韧的政治体制,能够承受军队政治介入的企图。在后冷战时期,成功和失败的政变数量都极大减少,将近有一半的非洲国家没有发生政变。这一时期没有政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外部力量确保了一些国家的稳定,另一些国家被卷入了诸如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等的政治暴力活动中,或者是一些发达的政权有健全的法治政策在军队中预防了军人暴动。另外,在国家独立初期,一些军事政变的目标和意识形态有关。为了使国家的社会基础脱离等级森严的寡头统治,而转变为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一些军事领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便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下,意识形态驱动的暴动愈发激烈,这也在获得主权不久的西非国家中加剧了紧张的政治局势,扩大了军事暴乱的范围。非洲大陆曾是超级大国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它们在这里争夺更大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使得许多西非国家本就脆弱复杂的政治社会框架更加羸弱不堪。鉴于当时西非各国薄弱的制度和生产力,这些超级大国可以左右政府的军事化进程。在西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军事开支急剧增长（据估计每年增长6.6%）,同时社会不平等现象及军政权和部队中的越来越广泛的腐败现象也随之加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大多数军事政变推波助澜。此外,除了几个特例,军政权所承诺的巩固社会政治稳定以及还权于民都未得到有效履行。因此,由于精英团体滥用国家权力使其选民受益而获得政治权力,大多数政变都成功建立了专制政权。当下非洲政权经历了彻底的转变。这也在总体上支撑了本文的论点。因此本文建议应改善文武关系。一个建立在文官不干涉军队决策（诸如武器生产和购买等）的民主需要一个平衡的文武关系。除了参谋长和国防部长之外,不应该允许文职官员参与军队的职务晋升。文职官员也不应该使军队人员政治化,或使军事机构卷入政治斗争和党派之争中。其次,本文呼吁权力制衡的机制化,以防权力在社会中的滥用。在后殖民时代的西非,尽管民主化议程呼声高昂,这些仍在巩固中的民主国家中还是有分歧产生。因为在这些异质性的国家中,权力斗争和种族话语的政治动员对欠发达或者脆弱的民主机构造成了破坏,从内部掏空了这些机构,扼杀了善治的风气。因此,为了实现善治的精神并为国家带来好处,政府必须纳入结构性的多元因素,以保证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多元的体系也回应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代表权的政治诉求,例如良好的公共政策、财政管理、立法以及权力和争端的仲裁。分权原则承认政府部门在职能上的独立。制衡原则便体现在这一理论中,它的重点是通过防止政府各部门相互争夺权力来确保整个宪法秩序的重要性。在经济层面,本文建议西非国家投入精力、资源和努力,通过寻求调整外国直接投资导向来消除帝国主义投资的破坏性影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帝国主义投资者操纵金融交易,将利润从非洲国家暗中转移到避税地或其全球中心总部所在国,这会产生一系列破坏性影响。非洲国家的金融部门的孱弱会导致对公司内部贸易的监督不力以及合法税收的损失。因此要提高金融部门的能力,改善监管机构的监督作用,以及提高金融部门将资源有效分配给经济生产部门的能力。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主题,即通过对造成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政变因素的对比分析评估西非国家军事干涉的相关情况。本章阐述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主要问题、研究的必要性、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研究的范围和局限性。第二章阐述了本文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本章运用历史制度研究法对比评估了造成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军事干涉的诸多因素。理性选择理论也为历史制度研究法的应用提供了支撑。第三章考察了引发西非法语国家与英语国家政变的国内层面因素。本章对政治文化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它在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中不断演化,是在这两类国家中诱发政变的重要因素。本章探究了政权及其影响在引发政变中的作用,考察了政治机制在促成政变中的作用。第四章在国内层面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是如何在西非国家引发政变。本章将西非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进行了对比考察,并探究了政权类型的不同是如何在西非地区发生的政变中造成影响的。本章论证了个人统治、种族政权以及军权在民事中的介入都加剧了西非地区政变的发生。本章还论证了自由民主秩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非英语国家的萌芽在抑制政变的发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先前极易发生政变的国家中,例如尼日利亚和加纳。第五章比较了外部意识形态对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政变观念的形成和实施政变中的作用和影响。本章考察了殖民国家、霸权斗争在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政变观念的形成和实施政变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其中也会对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霸权斗争进行考察。本章还考察了政变的蔓延性和国际体系在西非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政变观念的形成和实施政变中的作用和影响。第六章为结论。本章重述了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分析了本文的结论和研究的论点。最后,本章基于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探索相关政策框架,以控制西非政治中的军事干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