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意味着新的年龄群体和社会群体的产生,80后“返乡青年”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一代、社会转型的一代,在他们身上不仅展现出社会加速转型的烙印,而且还展现出了群体的代际更替。本研究所关注的80后农村“返乡青年”正是社会转型、制度变革和世代更替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属于社会阶层结构最下层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社会命运嵌入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他们的童年生活、教育经历、打工生涯与返乡生活受到各种制度和政策调整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使得他们只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当然,作为能动主体的“返乡青年”并不甘心始终沉于底层,他们能够在有限的选择中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命运抗争,在这种结构与行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底层身份建构并实现了底层社会的生产。在理论的演进路径中,社会转型与底层群体的生活机遇、社会流动与底层群体的地位获得、学校教育与底层再生产的学术传统、底层社会与弱势群体的边缘研究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方面对底层群体社会生产提供了结构形塑和主体建构的共同作用过程。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阶层结构、身份地位和文化教育对个体或群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为认识农村“返乡青年”的生命历程与底层生产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成员自身生命历程的动态变化过程,没有考虑到时间、空间和情境的相互交织作用对个体底层命运和底层认同的复杂作用。本研究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生命历程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出发探索“返乡青年”群体的成长经历、主观诉求、价值取向、社会心态、社会认同、行为逻辑及其与底层社会生产之间的关联。“返乡青年”群体的生命绵延是在时间、空间和情景相互交织下不断延伸的,他们经历了童年、青少年、成年等生命阶段,辗转在农村和城市空间中的家庭、学校、市场等社会场域,受到宏观社会制度和微观社会情景的形塑。农村社区的成长经历使“返乡青年”对乡土社会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认同,出生时获得的“农民”身份成为制约他们向上流动的制度性壁垒,能维持生存需求的家庭无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再加上父母自身较低的文化素养和同质性的底层社会关系网络使他们只能长期停留在社会底层,只能在生存的边缘同命运奋力抗争。在学校教育阶段,“返乡青年”群体明白好好学习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们却选择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常常被贴上逃学旷课,甚至打架斗殴的“坏学生”标签,不管是在班级编排上还是座位排序中他们只能处于一种边缘位置,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和重视,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与主流文化和价值相背离的“反学校文化”,这意味着他们从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承认自身所处的边缘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是宏观教育制度与微观教育情景共同形塑的结果,梯度筛选机制和微观情景编排制度使“返乡青年”成为教育分流机制中的被淘汰者。教育上的失败使得“返乡青年”群体开始寻求新的发展,于是进城务工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但是当他们进入城市寻求工作的时候,他们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求体力劳动职业。在这一过程中,“返乡青年”的城市打工生涯不断的被个各种突发事件打破,于是便更换另一份工作,无意中实现了不停的频繁更换工作的漂泊状态,最终无法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而选择返乡。“返乡青年”群体的城市生活始终是一种“边际人”城市体验、“去技术化”的劳动体验和“短工化”的换工体验,是一种底层化的生活状态,这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他们自身“反打工文化”的乡土性等因素共同制约的结果。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游移、徘徊甚至失败使得“返乡青年”群体不得不重新定位自身选择回乡生活。在“返乡青年”的日常经济实践中,他们以“养家糊口”过日子为目标展开经济行为和家庭分工,表现出一种“去农化”的新趋势。在日常生活方面,农村“返乡青年”体验到“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异,对自身的理想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在乡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与闲暇体验都更加符合他们内心深处生命意义的价值诉求。在人生命运方面,他们逐渐开始体验到命运中的结构必然性因素与随机偶然性因素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影响,其生活经历也展示了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过程,“为自己而活”的生活目标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行动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体的社会生活镶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决定了个体的生命历程具有一定社会属性。农村“返乡青年”的生命历程受到生命时间序列所安排的角色转换和调适的影响,还受到角色转换与调适过程中由家庭到学校再到城市的空间转移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制度、经济资本、政治权力和文化规范使“返乡青年”群体只能在底层社会之间游荡,从一种制度性底层转变到结构性底层,其生命历程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性特点、开放性特点和水平化趋势。总之,“返乡青年”群体的底层生产是他们自身在已有的制度规范下依照自身的意愿和偏好做出的社会选择,是他们自身在底层社会不断挣扎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同时,还是社会制度、文化惯习和社会关系对他们人生命运不断形塑的过程,是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和主体能动选择的双重过程,是国家、资本、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内化制度规范、主动采取行动和底层认同建构的共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