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重庆开埠后,在渝的外籍人士开始逐渐增多,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受川渝地区的反帝反教会运动影响,重庆市外籍人口数量时有波动,但总体人数在100-200人之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地区的驻华外交机构、经济机构也随之西迁,重庆市外籍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到太平洋战争前,重庆外籍人数在300-400人之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主要的盟国,重庆的外籍人士进一步增加,到1944年7月,在册人数增至1729人。全面抗战时期,外籍新闻记者、外交人员、盟军官兵纷纷云集重庆,他们的生活待遇超过中国普通民众:在居住方面,这些外籍人士主要集中在新闻招待所、使领馆和盟军招待所,这些场所配有良好的生活设施,且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在出行方面,外籍人士的汽车出行虽受到一定限制,但他们选择滑竿、汽车、重庆小马、轮渡等交通工具,并且在交通出行上享受一定的优待;在休闲娱乐方面,他们的日常消遣方式并不单调,包括看电影、看戏剧、喝咖啡等,但也有部分外籍人士存在酗酒、嫖妓等行为,他们的不良恶习也给重庆市民带来了困扰。全面抗战时期,旅渝外籍记者的主要工作是采访报道,通过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两种渠道获取新闻消息,同时也通过与外国使领馆的外交人员交好,互通有无。除了在重庆进行采访调查获取消息外,记者还前往前线与根据地搜集新闻素材。军事人员在重庆的主要工作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参与对日的反空袭作战,二是为国民政府的作战计划出谋划策。各国驻华外交官则需要充当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向国内汇报中国的抗战情况,另一方面代表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流,除此之外,还需经常参加重庆各界的各项活动。全面抗战时期外籍人士旅渝生活和工作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战时首都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印象:一是对重庆城市的外在印象,湿热的气候和脏乱的城市环境都是外籍人士抱怨的内容;二是对重庆人民的印象,外籍人士在经历轰炸后发现空袭带给重庆人民更深层次的意义和重庆人民的所具有的不屈不挠、乐观团结的独特品质;三是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外籍记者在工作中处处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为反对新闻审查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同时部分外籍人士也逐渐认识到国民政府的独裁、腐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渐行渐远。总之,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的外籍人士的逐年增加,推动了重庆城市的国际化,外籍人士中英籍人士的相对减少,美籍人士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中美关系的日益重要。外籍新闻记者、军事人员、外交官在重庆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中国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一些外籍人士的不良行为对重庆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引发了重庆市民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