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自产生以来便成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不仅是华北的重埠,还是中国最早地方办理警政的地区。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期间建立的“都统衙门”,为天津城市治理提供了借鉴。1902年袁世凯接收天津,率先办理警政,天津警政建设成为清末全国办理地方警政的模范。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天津警政建设进一步完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北洋政府警政予以继承,天津警察机构进一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天津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警察机构作为暴力统治的工具,自然成为配合日伪政权统治的重要机构。日伪时期,伴随着“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天津特别市公署”、“天津特别市政府”三个伪政权组织的建立,伪天津警察局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37年8月成立伪天津市公安局,1937年12月,将伪公安局改为“特别市公署警察局”,1943年更名为“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并对其组织机构以及警力进行补充,以服务特殊时期管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日伪统治时期,伪天津警察局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伪天津警察局通过整顿交通、规范街道、消防安全、管控娼妓及公共娱乐场所、旅店来履行社会治理的职能,通过督促人们进行清洁大扫除、注意饮食卫生、注意防疫来履行公共卫生治理的职能。伪天津警察局通过日常治理,维持社会治安。伪天津警察局除履行一般警察职能外,将警察的特殊职能及暴力属性展现地淋漓尽致。日伪统治时期,伪天津警察局还配合伪政府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户口大检查、办理和检查“居住证”、强化保甲制度、构建“防共、剿共、灭共”网络、管控文化传播、查禁爱国报刊、配合奴化教育等行为,进行暴力统治和监视人民活动。总体来看,伪警察局是日伪时期天津警政畸形发展的产物,是配合日人“侵略”中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