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联盟实践古已有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联盟体系,包括欧洲联盟体系和亚太联盟体系两个重要支点。亚太地区中,东北亚地区是中国所处的次区域,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参与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东北亚秩序的影响因素以及未来走向,对于构建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新型关系,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重要积极意义。一方面,新秩序的构建有利于各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解决各国与朝鲜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另一方面,构建地区新秩序对于促进东北亚各国间的高水平、深层次合作有重大积极意义。同时,美国虽然不是东北亚国家,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要想研究东北亚秩序,就不能绕开美国及其建立的东北亚联盟体系。二战后,美国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网络,其中对中国有着最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的无疑是东北亚联盟体系。与欧洲联盟体系不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并不是以多边联盟的形式存在和运行,而是由一系列双边联盟构成的“轴辐式”体系。东北亚联盟体系作为亚太联盟体系的子集,也保持这一特征,由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两个双边联盟构成。本文对“地区秩序”所做的定义是,既定地理区域内主权国家间互动所形成的稳定状态和特定安排,包括权力分布状态、制度（机制和规则等）以及观念（理念和价值观）等。在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东北亚地区曾经出现过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以朝贡-册封制度为地区制度、以华夷观和儒家文化为地区内共享观念的天下秩序,以及西方势力入侵之后的“霍布斯式”的无序状态。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东北亚首先在冷战时期构建起美苏两极均势秩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两大联盟体系的对峙。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地区内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着地区内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随着中国崛起对地区权力格局造成影响,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中美二元秩序。自建立以来,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持续对地区秩序造成影响,成为美国参与东北亚地区事务、影响和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工具。冷战时期,美国从权力分布状态、制度和观念三个要素入手,维持和管理联盟体系,遏制苏联及其阵营,维持地区两极均势的稳定,从而达到地区秩序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盟友观念的塑造已经基本完毕,但地区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继续发挥制度的作用,对联盟体系进行机制化建设,使得该体系能够一直作为一个固定的整体存续,始终对东北亚地区秩序施加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分布和机制的变化导致二元秩序的出现。在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影响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六方会谈作为一个案例能够较为典型地展现其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影响。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爆发后,六方会谈作为一项解决危机的对话机制出现在东北亚地区。中俄作为六方会谈博弈的一方,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倡导六方会谈制度化。但是,六方会谈过程中,美国联盟体系依靠权力格局、制度和观念三个要素,使其一直作为一个整体对地区安全制度发挥作用,导致了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领域上的分化趋势,对地区多边安全制度的构建产生了解构作用,这种作用将中国制度化的努力抵消了。除了安全秩序外,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与地区经济秩序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对外经济政策显示出明显的“孤立主义”特征和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对日本和韩国等东北亚盟友采取了修订贸易协定、增加关税等政策,同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优先”政策尽管使得美国东北亚联盟体系受到了一定削弱,但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日本和韩国在增强自主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美国的依赖。特朗普的这种经贸政策体现出日韩在联盟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同时破坏了地区内原有的经济机制和规则,但是从客观上也促进了地区国家对地区主义和经济一体化的认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美韩联盟可能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美日联盟将更加紧密,而美韩联盟内部则存在重重潜在挑战。美国将会继续通过“印太战略”塑造东北亚秩序和“印太地区”秩序,其东北亚联盟体系在这一战略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带来新的变化。中国为东北亚未来秩序提出了构想,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和路径,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存在本质区别。中国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中国崛起离不开对东北亚地区环境的依托,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同样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发展变化也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也是地区内绕不开的议题。中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深入研究和分析美国联盟体系与东北亚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中国所面临的东北亚地区环境,同时,力争在东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我国的积极作用,使其尽可能与我国的发展战略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