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由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工人集体行动呈逐年增长之势。2010年至2015年，在珠三角地区发生的数十起集体劳动争议中，出现了工人自发推选谈判代表、争议行为代表的社会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发生集体劳资争议后，同一企业中参与诉求的多数劳动者，依据民事法律推选出若干名工人代表，并对其进行书面授权，由其代表劳动者一方与资方进行交涉、谈判。此种行为模式内含主体、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后果、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和要素，其运行方式和特征较为明晰，学者将其形象的概括为“工人代表制”。本文立足于珠三角地区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例，从内容、成因、功能、局限性等方面对“工人代表制”进行全面剖析，并对其予以概念化界定，即在现有劳动法体系不能有效预防和解决集体劳动争议，不能解决企业工会公信力困境的背景下，劳动者群体基于经济、政治理性，避开劳动法的制度障碍，而选择天然合理的民法制度、方法、机制，所创设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的行为模式。　　本文依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对“工人代表制”予以探讨和研究。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并对“工人代表制”相关的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评析。　　正文第一部分为“发现问题”。首先，对运用“工人代表制”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例进行整理，对其中工人推选代表、书面委托授权、工人代表内部分工协作、组织民主讨论与决策、参与劳资谈判、引导集体行动的行为予以详细描述。然后，从案例中发现并提出问题，对“工人代表制”的内容、成因、功能、局限性等相关问题予以归纳总结，进而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正文的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为“分析问题”。第二部分试图从背景、原因、行为、机制、方法等方面对“工人代表制”进行初步的概念化界定，然后从案例中总结归纳出“工人代表制”的内容，包括主体、权利与义务、方法等。第三部分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对“工人代表制”的成因予以论述，直接成因指工人代表制产生的现象性的表层原因，包括相关法律制度的残缺、工会缺乏“代表性”、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劳工自觉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能力的增长、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等；间接成因是指现象背后的工人行为逻辑、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程度等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结合案例对“工人代表制”的功能和局限性做了实证性分析，承认“工人代表制”在团结工人、启动劳资集体谈判、协调集体行动、刺激和激励工会体制等方面的功能，同时，对其局限性也做了深度剖析，比如，其中工人代表的地位缺乏法律的界定、激励和保障，工人代表的权利仅限于民事法律范围，工人组织形态缺乏常设性、组织性和机制性等。　　正文的第五部分为“解决问题”。首先，提出对“工人代表制”进行法治化调整的建议，客观、理性的认识“工人代表制”，并对其进行法治化引导和规范，通过工会体制的改革，对“工人代表制”予以吸纳或反向替代；其次，从“工人代表制”在个案中的表现及发挥的作用方面反观劳动法改革的思路和方向，从工人的主体性、工会的代表性、政府的协调性三种角色和定位出发，探讨“工人代表制”对劳动法改革的影响和启发。　　本文研究发现，当现有劳动法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充分、有效的制度依据时，劳动者群体基于经济和政治理性，选择用民法来指引、激励和约束劳方当事人，符合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逻辑、规律，因为民法根植于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共存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工人代表制”虽然使诸多集体（群体）劳动争议得以解决，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但其仍有许多局限性:它缺乏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行为的界限不明晰，也不具备国家工会那样的组织内部手段和机制，无法将工人的利益作为一种集体的或社会的利益予以表达和维护。因此，本文提出对现阶段出现的“工人代表制”予以法治化调整和规范，将其纳入法治化调整的轨道，同时，利用“工人代表制”形成的组织资源优势，深化工会体制改革，对“工人代表制”予以吸纳或反向替代。总之，要正确认识劳工的诉求、力量和行为逻辑，从实践中汲取劳动法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