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经济比中、西部地区发达，因此有人认为，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也是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伍山林(2006)通过宏观数据的微观化处理，根据拓展了的明塞尔教育收益方程进行估算，其结论是：中国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东部地区低，中、西部地区高。这就弓f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哪种结论更符合实际，更能够获得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这正是本文的主题。 针对中国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东部地区低，中、西部地区高能否得到理论和经验的支持这一问题，本文首先考察了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年限和收入的关系，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环境下，第一，存在劳动者教育年限增加使教育收益率降低的机制；第二，同时也存在劳动者收入增加使教育收益率降低的机制。对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者教育年限和收入，不难得出与伍山林(2006)一致的结论。 其次，本文还考察了非农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非农经济发展程度具有很大差异，农村劳动者流动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首先从教育总效应的分解进行讨论。根据已有文献发现，农村劳动者教育的直接效应很小，但间接效应很强并且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其实，这样的结果都是由下面的原因导致的。第一，农村劳动者流动在不同地区对教育收益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即大幅度提高了流出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对流入地区教育收益率未产生正向作用。第二，非农经济发达程度与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具有反向关系。上述判断都倾向于支持伍山林(2006)关于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东部地区低，中、西部地区高的结论。本文最后指出，中国农村劳动者教育收益率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的结论以及导致这个结论的原因的分解具有如下意义：第一，中国要改革现有的农村教育投入体制，教育投入要更多地向中、西部农村倾斜。第二，经济中的各个方面都是紧密联系的，人们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从个人理性的层面上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明塞尔收益率具有这样的地区特性，虽然初看起来令人惊讶，却并非没有其理论与经验的支持，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