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异族入侵,朝代交替,使得“王纲解钮,礼崩乐坏”,①社会秩序空前复杂混乱,传统的宗法伦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父子、兄弟和夫妻等家庭矛盾也日渐突出,康熙甚至颁布“圣谕”,要求人们“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足见宗法人伦的衰弛之一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构建何种家庭伦理自然也就成了当时学者们探讨的主题,这种关注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对社会伦理的理论探讨和构建,蒲松龄用狐鬼怪异的文学故事来构建了自己理想中的一个伦理世界。作为平民知识分子,蒲松龄生活于社会的底层,对民间的家庭道德状况非常熟悉。他目睹世风日下,慨叹“习俗披靡”,家庭伦理成为他关注的主要对象,所以他在《聊斋志异》里用大量故事来表现家庭生活,关注家庭伦理,其中的伦理观念具有鲜明的民间和乡村特色。蒲松龄继承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张“诗教”,“一道同风,荒服被弦歌之教;化行俗美”(蒲松龄《拟四子赞》),他的《聊斋志异》正是借助故事的力量来体现其儒家伦理观的。长期的乡村生活体验,使蒲松龄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他在《聊斋志异》中用传统的“孝悌”观念对家庭伦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照和建构。由于《聊斋志异》中除了蒲松龄的创作外,多为他搜集的民间传说和伦理故事,因此,这不仅体现出清初民间的真实伦理观念,也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乡村的一段流传史和影响史。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中的家庭伦理观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来了几种主要的家庭伦理观,即夫妻伦理观、父子伦理观和兄弟(姊妹)伦理观,一方面受到传统伦理思想的熏陶,同时又受到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在蒲松龄的夫妻伦理观中,夫妻伦理的第一要义是“真情真义”,即情感上的两情相悦,真诚的相亲相爱相敬才是幸福的要义,婚姻不应该受金钱、门第和相貌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基于家庭和谐的目标,他大力赞扬那些有生活能力、牺牲精神和善于教子的“贤妇”,批判了那些虐待翁姑、丈夫孩子和婢妾的“悍妇”。但是,蒲松龄在作品中对“一夫多妻”模式的病态欣赏也是作家及其时代“男性中心”观念的生动体现,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封建文化糟粕的表露,是必须批判和剔除的。蒲松龄从“为子之道”和“为父之道”两方面来建构自己的父子伦理观,他把“孝”作为“为子之道”的根本原则,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蒲松龄继承了这一系统的具有鲜明儒家色彩的父子伦理观,无论在他的实际生活还是在他收集和编写的伦理故事里,都渗透了这种“父慈子孝”的伦理思想。兄弟(姊妹)伦理观也是《聊斋志异》家庭伦理观中重要的内容,蒲松龄通过兄弟(姊妹)和睦、不和睦以及由不和睦转化为和睦等三类故事塑造并赞扬了曾友于、张诚、仇大娘等“兄友弟恭”道德楷模,充分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中的兄弟(姊妹)伦理的期盼。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中的家庭伦理观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伦理观念体系。其主张家庭和谐,提倡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意识,并用惩恶扬善来表达自己的伦理标准,都着积极的意义和正面的价值,是应该传承和弘扬的;而宣扬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宗教迷信思想,崇尚“一夫多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男尊女卑观念以及愚孝与“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洁观,无疑都是负面的传统伦理观念,是必须批判和摈弃的。虽然蒲松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是其通过《聊斋志异》所表达的富于儒家色彩的家庭伦理观对当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其中那些婚姻自由,父慈子孝、兄弟和睦,教子有方以及勤俭持家等伦理观对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建设富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