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发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外交”经由日本进入中国。近代国人因应于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通过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的历时性考察，揭示外来“国民外交”的本意和基本内涵，借以厘清中国国民外交的渊源脉络。　　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厥有二途:其一是受到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其二是国内不断兴起的国民参与外交行动，造就了适宜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移植的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外交”进入中国后产生了“跨文化”的差异，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统治地位的认同与否上。诚然，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厉行镇压的政策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在拒俄运动和拒法运动相继被中外势力瓦解后，中国知识阶层与趋新人士逐渐与下层民众连为一体，共同抵拒外来列强的侵略，反抗清政府的对内压制，从而在文明排外的自觉下，愤然提出“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的响亮口号。　　清末国民参与外交的行动又与收回利权运动发生纠葛，使得这一时期国民外交的重心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利权的维护上。从1905年前后的抵制美货运动起，中国绅商阶层以商会为依托，俨然成为国民参与外交的中坚。他们不仅通过集会、演说、办报等方式，向广大下层民众灌输“合大群”、“结团体”等思想，而且还发出“保利权”这一国民参与外交的新号召。　　随着国民意识的不断萌发，尤其是在国家观念和权利意识的鼓动下，时人还将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结合起来。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后，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人士热衷于西方宪政体制。为了扭转清政府外交丧权失利的局面，他们发起成立政闻社、宪政公会等团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并在实行“立宪的国民之外交”口号下，宣告了“国民的外交之时代”的到来。　　清末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筹设为国民参与政治和外交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然而，督抚的掣肘使得谘议局的外交议案终成一纸空文，国民通过预备立宪实现其政治和外交诉求的愿望亦随之破灭。与此同时，国人参与外交、维护国家利权的行动也不断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压。在此情形下，中国知识阶层和趋新人士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和国民在外交中的主从地位，并进一步做出民族生存方式的抉择，即要求“舍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为国民的外交政策”，以及“使政府的外交变而为国民的外交”。　　近代国民外交思想的嬗变演进是和中国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中国内忧外患时局的不断深化，到辛亥前后，国人纷纷提倡政党的组建并将“国民外交”直接写入党章或政纲，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以政党主导国民外交的先河。围绕列强承认民国新政府的交涉，包括国民党、进步党等在内的诸多政党组织，将国民外交思想直接运用到对外交涉，从而对政党政治与国民外交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生动地诠释和演绎。　　民国成立后，国家社会显现出一派新的气象。相应的，国人关于“国民外交”的思想和行动也出现新的动向，即由清末的“主体”地位向“后盾”转变，造成这一重大转变的直接动因，则是国民对民国新政府的认同和支持。随着1914年“一战”的爆发以及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的巨大考验。在此前提下，国人表现出对国家主权前所未有的关切和重视，国民外交的重心也由此发生转移，即由争取利权向维护国家主权转变。　　与此同时，国民外交与政党政治的交织和纠葛，衍生出两个值得关注的历史面相:一方面，民初民主政治思想的萌发，直接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外交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由此被赋予“民主”的内涵，而这与欧美国民外交理论的“民主的外交”(Democratic Diplomacy)或“民治的外交”(Democratic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等观念十分契合。另一方面，在民初政党兴盛的背后，各党派间的“党争”和“政争”日趋激烈，这不仅使得民初政局乱象丛生，而且造成了国内各国民外交团体之间相互对抗的局面。　　诚然，民国肇建，共和初创，国家社会根基尚不稳固，各政党的频繁重组和相互争斗更是造成了民初政局的动荡不安。国民外交亦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中，逐渐沦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北京政府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在欧战问题提出后，各政党更是通过结成各种国民外交团体，高举“为政府外交后援”的旗号，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毋庸置疑，各国民外交团体相互较量的背后，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复杂的矛盾与冲突，而这又使得中国国民外交由“对外”转向“对内”，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外交的“监督”功能。1919年2月16日，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出现，则正式宣告了上述趋势的形成。至此，各政党发动和参与国民外交运动，以在国内外舞台上展露头角的序幕已悄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