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隐喻问题的研究自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隐喻问题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有关隐喻的研究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发展至今，隐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修辞方式，而是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现象，正指引着人们的思维，让人们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并沟通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今社会科技理性的泛滥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困扰，人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倍受煎熬。因此，“现代性”这一自启蒙时期以来便一路引领着人类走向理性和主体性的思潮，也曾经一度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误解。但是，理性异化乃是人类自身的社会体制发展不健全所导致的结果，并不能把当代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理性和“现代性”思潮。正如哈贝马斯所倡导的那样，在“新理性”的图景下，“现代性”应该被人们重新正视，“现代性”并不是“理性霸权”的代名词，而是应当成为一种当代人看待事物的正确立场。这种“现代性”的立场主张人们应该从更加完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世界，因此理性的霸权逐渐瓦解，人文学科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性立场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导致了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就对传统的理性美学提出了坚决的批判。而隐喻问题在人类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作用也逐渐崭露头角，卡西尔认为隐喻思维是人类的原始诗性思维，是后来理性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隐喻思维与人类共生共存，对人类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当中，隐喻在人类的文化生存层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得以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重要因素，并一路指引着人类通往澄明之境。隐喻不但在人们的审美文化活动和文化生存当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学术领域还沟通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互联系，在利科的解释学当中，隐喻就完美地串联起了修辞学、语义学和哲学，促进了学科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就是隐喻的文化学意义。在文化学广阔的视角下，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沟通了历史与现代，促进了隐喻研究在历史层面与多学科层面的交互融合，使隐喻有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潜质，有了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