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克雷是19世纪英国最出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名利场》是他最著名的传世作品。作者在小说中着力表现了十九世纪初西方资产主义上层和贵族阶层的生活状态,通过辛辣讽刺的写作手法,批判了上层社会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的风气。自《名利场》于20世纪初被引入到中国之后,不少译者陆续译出中译本。杨必女士在1957年首次翻译了这部作品,她的译本流畅自然,偏白话文,深得读者喜爱,也成了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中的一个典范。到了 20世纪90年代,翻译界重拾了对萨克雷的兴趣,多个译本相竞出现。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彭长江先生和荣如德先生的两个译本,但是对于《名利场》中译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杨必和彭长江的译本上,荣如德先生的译本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作为一位上海翻译家协会的资历深经验多的翻译家,荣如德先生的译本用词讲究,机智幽默,于1999年初版,2007年又再修订重版。杨必和荣如德两个译本相隔近半个世纪,在翻译风格和策略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于原小说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两个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法。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两个译本风格的不同?本文将对两个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进行对比,并对背后的原因一探究竟。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大体上采用文艺学和语言学这两种研究视角,都是进行文本对照。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趋向多元化,学者们开始对文化的反思,之后便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翻译学派渐渐兴起。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了操纵理论。该理论指出翻译即文化改写,改写即“操纵”,这种改写大多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观的需求,还有其他一些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引入影响翻译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作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个译者对于原文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差别,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是否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影响。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根据奈达的文化分类被分为五类来比较,分别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经过分析发现,在不同时代背景,译者的确或多或少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下对原文翻译进行操控。这证明了操纵理论的正确性和实用性,提醒我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不能只着眼于语言层面或美学层面,也要关注每个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但是,通过对译者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分析,发现有时译者的翻译选择是脱离文化操控的,这也说明操纵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译者主体性行为无法进行解释。所以外部文化因素和译者的主体行为是同时协调一起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本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原因、选题意义、待解决的问题和结构安排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有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勒弗维尔操纵理论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关于文化专有项的研究综述;第三部分是《名利场》中译本的研究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语料搜集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对两个译本中五类文化专有项(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的翻译进行比较。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总结两个译者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采取的不同的或相同的翻译策略,尤其是不同的策略选择。第六部分对《名利场》两个汉译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位译者各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各有何不同,并挖掘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不同是如何影响两个译者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以此解释两个意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另外,通过对两个译者的个人经历研究,探讨操纵理论无法解释的翻译行为。第七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阐明本研究的意义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