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来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行政体制改革也随之不断深化。其中行政执法权的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逐渐下沉至基层也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日常中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素来被称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执法权不断下沉,但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仍然不清晰,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与调试之中。找准定位和统一权责以便更好的服务人民一直是我国乡镇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乡村振兴、城市化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执法权下移,拓宽乡镇的经济社会行政管理范围,可以加强乡镇政府的职能建设,完善基层政权,实现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赋权乡镇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赋权乡镇顺应了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经济强镇、人口强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在后续的改革措施中,不断下沉行政执法权。2021年《行政处罚法》正式修订实施,作为我国第一次全面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从法律层面上赋予了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的部分主体资格。此次修订突出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为我国行政执法权向基层政府下沉提供法律依据迈出了坚实一步。然而,乡镇政府长期存在着执法能力薄弱、协同执法力度不足、执法监督制度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困扰着乡镇政府依法、合理、有效的行使行政处罚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明确分析我国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设置的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对乡镇行政处罚权设置提出建议,进而推动我国乡镇政府和基层的有效治理。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受到国内学者极大关注,其中赋予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就是重点关注对象之一,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修订期间。虽然新《行政处罚法》赋予了乡镇行政处罚权的部分主体资格,但具体赋权条件、方式及相关制度如何优化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本文章从乡镇行政处罚权整体入手,明晰其定义、性质与法治价值;研究分析乡镇行政处罚权的制度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着力于比较分析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现状,总结经验;思考如何完善乡镇行政处罚权制度,提出修改完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