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面临国家身份再确认的挑战。全球层面,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加速信息的全球传播、思想意识的国际交流以及人员的跨境流动,对澳大利亚的地理和文化边界造成冲击。区域层面,亚太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历史上属于西方的澳大利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在亚洲的位置。澳国内,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之争未曾消弭;身份政治愈演愈烈,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有抬头之势。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建构的任务显得极为迫切。本文采取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将国家身份的建构视为媒介话语与官方话语、公众话语不断动态协商与争夺的过程,并基于此考察澳大利亚主流报刊《悉尼先驱晨报》社论对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本文界定和区分了国家身份的三个维度:国家本质属性、社会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并框定了原住民、少数族裔移民、船民、英国和亚洲（中国）为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和外部“有意义他者”。在就每一类他者进行分析时,首先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该他者主题下的澳大利亚相关议题背景进行梳理,然后选取冷战后《晨报》该议题社论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共1,458篇社论的考察,分析出该报“他者”塑造中的社论框架和话语策略,解构其对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建构。研究发现,《晨报》建构的澳大利亚身份内核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澳大利亚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得到凸显。在政治体制方面,《晨报》承认了作为母国政治制度传承的君主制在联邦成立之初对澳大利亚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但又通过“不适切他者”框架论证了在移民数量日益增加的社会新语境下废除君主制的重要意义。在国家身份的本质属性方面,为保护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领土边界,《晨报》一度通过指称和述谓策略将船民群体塑造为“威胁性他者”,形成了与官方和大众民族主义话语的共振。该报还强调澳大利亚应在外交决策中展现出独立性,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其次,以平等主义为内核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是《晨报》对国家身份社会文化属性的建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该报运用“生产力多样性”框架消除移民在经济上的威胁性,通过从“去种族化”框架到“反种族主义”框架的转变强调正视国家种族主义历史和对历史不公进行纠偏的重要性,并用人道主义话语重新建构船民的难民身份。但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国家认同存在内在矛盾,因而《晨报》对多元文化澳大利亚在文化维度的身份建构实际上是有意缺省的。取而代之的,是围绕公民身份展开的弱国家认同建构和这份报纸无意识白人至上主义影响下的“精品店多元文化主义”。其三,西方民主政体身份是《晨报》对澳大利亚政治维度进行的根本性身份建构,也是在对亚洲他者进行形塑时被前景化的因素。捍卫人权、自由、法治等核心西方价值观以及反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与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双重目标此消彼长,共同制约该报对中国和诸多亚洲国家的“政治他者”建构。在国家身份的建构中,《晨报》社论以专业报刊的自觉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为出发点,对澳大利亚的“有意义他者”进行了他者化、去他者化、再他者化的多维建构。通过人称、情态的使用树立了其公共利益捍卫者、政策监督者和舆论领导者地位。《晨报》在社论中能较为客观地展示各方意见,构建话语碰撞的公共空间。互文性策略的使用则有效地创造出话语杂糅的空间,从而在不同主题下实现了国家身份建构的时空共振。从这份报刊社论的立场来看,它既可以是比联邦政府更为激进的西方价值观“布道者”,也可以是从国家利益大局出发呼吁理性处理澳美中三边关系的“减压阀”。它一方面推动冷战后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在种族、文化、政治维度的变革,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稳定与和谐为优先目标。本文在对媒体话语、官方话语和民意互动的考察中发现,《晨报》既可以是官方议程的呈现者,也可以是主动的政治信息生产者;可以向上传达公众意见,也可以“制造”民意;可能与民意相左,也可能迎合民意。三者在议程设置和话语生产过程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既有协作、也有争夺。本文是对国家身份研究新视角和新范式的有益探索,通过传播学、政治学、话语分析等领域理论及分析框架的融合,探索出一套国家身份话语建构的微观-宏观分析范式。本文不是孤立地考察媒体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而是在其与官方话语、公众话语的互动中把握媒体的话语角色与地位,因而对澳大利亚新闻史、澳大利亚国别研究和政治传播研究均可做出贡献。